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性——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样本的实证分析

以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区域,运用熵权法测算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通过耦合度模型计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基于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对31个省区市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特征分布分析,最后通过障碍度模型找出影响协调性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结果显示：①研究期内,从全国来看,数字经济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总体来看,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其中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东部地区远高于中西部地区。③东部地区北京、广东和江苏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保持较高的状态,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均处于中低水平程度的协调状态,总体来看,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较低,表明两系统协调发展中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④在数字经济方面,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创新成为制约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协调性和创新性成为制约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基于实证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公共图书馆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的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综合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09—2019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与区域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度和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图书馆与区域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度整体上虽有增加,但一直处在失调阶段。东中西部3个地区耦合协调度在样本期内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东部水平最高,但提升幅度小;西部整体水平低,但增速快。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破解乡村跨越式发展瓶颈的突破口和新引擎,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和多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化和空间差异。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度呈稳步增长态势,整体协调状态由中度失调迈向中度协调水平。地区异质性不断扩大,形成东部和中部地区遥遥领先、西部和东北地区滞后的空间格局。发展指数高的省份溢出效应显著,增速快,耦合协调水平高,而欠发达地区联动效应不足,组内差异显著,二者耦合协调度低。因此,应正视空间异质性,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优质协调发展。     

沿海地区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选取2013—2020年沿海地区数据,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和灰色预测模型,探究沿海地区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沿海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呈上升状态,北部沿海地区起点较高,但上升幅度不大;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大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2020年有些许下降;3个地区区域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均稳步上升,北部沿海地区为良好协调状态,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为优质协调状态。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时空演化视角,运用非期望产出导向的SE-SBM模型和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中国30个省域2004—2019年水资源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空间相关性特征及空间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数水平较高,但呈现下降态势,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低,却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我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和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多处于濒临失调的水平,但趋好态势明显,同时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呈现出由东向西的梯级分布格局,东部最高,西部最低。我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显著,“高-高”型和“低-低”型集聚的分布具有稳定性,且其空间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城镇化等。各省域在制定适宜本地发展政策的同时,也应当增强区域间的协同治理能力,发挥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共同实现水资源利用效率和高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与吸引外资能力耦合互动关系——基于耦合协调度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2019年中国 30 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系统和吸引外资能力系统进行综合评价，通过耦合协调度和 PVAR模型实证分析两系统间的耦合与互动发展特征。研究发现：2006—2019年经济发展水平和吸引外资能力均有明显改善，各省区市的系统耦合协调度为 0.11—0.61，呈平稳上升的态势；在空间上，耦合协调度的局部莫兰散点主要分布在一、三象限，说明大部分地区呈现“高?高”或“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在互动关系上，吸引外资能力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大，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小。     

河北省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利用熵权法和修正后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14—2020年河北省11个设区市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河北省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为上升态势，整体表现出“拮抗-磨合”的演进形势，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滞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步发展”的相对发展形势；石家庄、保定等设区市的耦合协调度较高，衡水、承德等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较差的设区市耦合协调度较低。     

优势制造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研究——珠三角的实证

产业与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贯彻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以珠三角为研究对象,构建优势制造业指数和区域协调指数,并运用系统耦合和协同论的有关原理,进一步构建优势制造业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模型,测算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珠三角地区的优势制造业主要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级化程度较低;第二,城市优势制造业指数变化趋势呈现分异特征,即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深圳呈现下降趋势,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区域协调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第三,优势制造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特征在横向层面表现为高度耦合协调,在时序层面表现为核心城市耦合协调度下降与非核心城市耦合协调度上升并存的格局。     

我国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分析

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互动协调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法及障碍度模型测算了科技创新指数、绿色发展指数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并进一步研究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性,最后分析了影响协调度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010—2020年,科技创新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均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两者耦合度和协调度总体均有所上升,增长趋势基本同步,且协调度数值低于耦合度数值;我国大部分地区耦合协调关系不断改善,省域间协调性呈现空间集聚状态,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协调度一般在相邻等级间转移,且向上转移的概率大于向下转移的概率,协调度越高的省份对邻近省份的促进作用越强,整体上转移类型较为稳定;科技创新投入和产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影响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障碍因子。     

中国沿海地区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维度构建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测算沿海地区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显示：中国沿海地区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和五个分维指数纵向呈上升态势,横向呈低—中—高三个类型;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5个维度发展指数及其低—中—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统计上显著;5个维度耦合协调度总体水平和分维水平分别处于中级向良好、初级向中级趋好状态。研究结论可为协调推进沿海地区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11—2020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陕西省10个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泰尔指数对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变化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整体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发展状况良好；二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失调区域多分布于陕北和陕南地区，协调区域聚集在关中地区；陕西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差异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同时关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陕北和陕南地区。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信息产业革命的重要起点,对高质量发展有着巨大影响。采用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度模型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高于中上游地区,绿色生态及数字产业规模等指标制约两系统协调发展。地区应发挥数字经济作用,促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协调发展。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工业低碳转型,有效推动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结合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布在H-H型与H-L型聚集区;劳动力集聚抑制了本地及邻地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而产业密度等指标则具有促进作用,相关结果已通过稳健性检验;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如东、中部地区劳动力集聚具有抑制作用,而西部则具有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熵权-TOPSIS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莫兰指数对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分异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Tobit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融合水平最高的是广东和北京，融合水平最低的是宁夏和青海；融合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在波动中上升，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是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的重要来源；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融合水平的正向影响因素有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等。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选取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K-Means聚类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进行测度评价,通过面板模型、分维度回归、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二者均在时间趋势上呈增长趋势,空间特征上均表现为东部高、中西部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信息化发展、数字交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差异显著。     

南宁高新区打造先进制造业聚集区策略研究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其发展水平是衡量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南宁市大力发展制造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带来的国际市场和合作机遇,南宁高新区的产业基础优势以及东部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赋予了南宁高新区发展制造业的良好机遇并提供了良好条件。文章认为,南宁高新区打造先进制造业聚集区必须转变职能、加强技术创新、开拓国际市场和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FDI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FDI流入我国增速已经放缓;然而,FDI流入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正在提高。FDI流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FDI流入总量及流向正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FDI,促推我国制造业升级,正成为急需探讨的新课题。本文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都有明显的促推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层面来看,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FDI还促进了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但是,FDI在西部对制造业的投资方向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对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要顺应FDI新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好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