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情势与中国路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纵观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全球治理主要有三种相互联系却又相对独立的传统模式:主权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治理模式以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治理模式。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网络空间一跃成为一个国家的"第五疆域",呈现出空间规模"无限化"、空间活动"立体化"、空间效应"蝴蝶化"、空间属性"高政治化"等突出特质,预示着或将突破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处于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面临着国家网络主权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网络霸权国与网络大国之间等一系列矛盾冲突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竞争日剧的网络空间里的一个后起之国,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国家利益,亟须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几个层面加紧探索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     

全球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及其成因

随着人类社会与网络空间高度相连以及大国竞争加剧,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意义日益凸显。然而,当前网络空间处在介于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即网络空间总体和平,但各种网络攻击不断,缺乏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导致安全问题泛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网络空间广泛存在的安全问题以及公共产品短缺为大国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操弄网络空间公共产品提供了便利。这些做法包括利用公共产品私物化、采取零和博弈思维和进攻性网络战略作为推行其自由民主战略的工具、强制或胁迫他国的工具以及歧视和排他性的工具,最终将导致网络空间面临失序的威胁。以“棱镜门”为代表的全球监听计划、“清洁网络计划”和“震网病毒”三个案例分别从制度安排、合作规范和攻防平衡的角度揭示了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特征。随着大国博弈日趋激化,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脆弱性将持续上升。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以主权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以及建立信任措施是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     

国家-市场-社会互动中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网络空间的发展加深了国家政府、全球市场和全球社会的融合,也推动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从"自治论"到"巴尔干化论"的转变。基于全球信息环境的回归、世界政治的竞争逻辑以及网络空间日渐上升的现实挑战性,国家逐步跻身于网络空间的管控和治理。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体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中出现了分化和组合,网络空间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分化。作者提出并分析了四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分化组合方式:利益共同体、竞争共同体、身份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阵营分化的表面原因在于:一是对目前治理现状的不满,二是基于现状基础上各行为主体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观点分歧,例如对权力布局现状、制度行动者、制度形式和制度延伸性等的争论。而阵营分化和观点分歧最本质的原因则是各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权力和利益的较量,即网络空间出现的"权力流散"和利益竞争的结果。作者最后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有效治理模式将是能够平衡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     

多维度权力与网络安全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突破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的治理并不是无中心的、去权力化的。在推动全球治理有序、有效实施方面,大国关系仍然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大国间协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此外,大国间权力的博弈从传统军事安全领域延伸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之内,例如网络、太空、极地和公海。作者重点剖析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的输出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权力表现为制度性权力、技术性权力、解释性权力。在非传统安全的特殊情景之下,权力在制度、技术、规范三个维度上的值域都受到了突发性、不确定性、跨境危害性等独特的情景限制。只有综合性权力提高了,国家在网络安全治理的地域里才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的战略安排、外交对策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作者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可以适时从早期"扩展派"过渡到对单向度"后政治化"进行反思,通过兼容并发展传统战略思维中的核心权力观,给予非传统安全研究纵深、全面的发展。     

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

全球公域包括海洋公域、空气空间公域、太空及网络空间,是指没有或因其本性不能处于主权管辖之下的区域或资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公域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与日俱增。全球公域治理不仅涉及资源管理、环境与生态保护、安全治理等多重议程,而且涉及技术、经济、军事、外交与规范等多个层面,如何对全球公域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政策前沿。全球公域名义上是全人类共同的区域,但由于知识与合法性"双赤字"的存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全球性是不完全的:既没能实现治理的全覆盖,也没有实现治理的全球参与。从政治属性上看,目前的全球公域治理具有明显的霸权治理特性,现存治理体制也主要是由霸权国牵头并建立的霸权体制。要真正实现全球公域治理从部分到全球的过渡,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必须扩大治理的代表性,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公域治理进程中来。     

全球公域资源国际竞争与合作现状、趋势与中国策略

全球公域是国家主权管辖之外的空间领域,蕴含的资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全球公域已经成为人类活动日益活跃的公共场所,因其附着丰富的资源也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战略制高点。同时,因其地理位置和开发的复杂性,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不断增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围绕公域资源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公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未来,我国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公域资源领域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打造“全球公域命运共同体”,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

中等强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拥有诸多共性的同时,也因国情和传统不同而各具个性。从较长历史时段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观的影响更为基础和深远。作者以加拿大为例,分析了这一典型中等强国的国内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它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它对待非政府行为体的态度以及主权观和人权观等三个全球治理观察指标,探索了加拿大追求妥协的渐进式政治发展历程、多元主义文化和对美国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三者构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与其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比较,归纳出加拿大全球治理的三个特征,即"依附型多边主义"、宽容尊重非政府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权利以及平衡运用主权和人权观念,为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观分析提供了一个个案。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治理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基于综合实力的不同,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也制约了实力变动后国家的全球治理政策的调整空间。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的难度日益加大。新的形势下,美国需要调整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内顾倾向,回归平等协作的全球治理的基本要求。但由于美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未改变规则外溢型参与的路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将延续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逆势行动。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单纯通过规则内化参与全球治理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和引领新规则建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追求。这一过程也将十分漫长,它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持续提升,还要受到既有规则巨大惯性的阻碍。这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上的"制定—接受"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全球治理将由此进入新一轮的激烈竞争与博弈。     

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相较于以往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的客观成因，目前的国际制度复杂性主要是由大国主观塑造产生的，是大国博弈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具体显现。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间的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作者分析了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否更难实现国际制度融合的问题。研究发现，欧洲稳定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远低于预期，而清迈倡议(多边化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却高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的主导国或倡议国之间存在的所谓“志同道合”盟友关系并不是促进国际制度融合的必然前提，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各自主导或倡议的国际制度之间也能实现融合。除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外，区域逻辑在国际制度的融合中也可发挥主要作用。在货币金融议题领域，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选路径。     

观念政治视野下的网络空间国家安全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互联网成为新时期全球核心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国家安全逐渐成为全球性议题。对于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国家安全的属性,学界和政府部门存在着技术属性论与社会属性论的分歧和争论。作者主要从社会层面考察网络空间国家安全,具体分析思路是:在理论层面,引入并修改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观念政治"视角,从国家安全的领域分析和网络空间国家安全议题的轻重缓急两个层面入手,阐述观念政治与网络空间国家安全对接的框架与议题;在经验层面,从观念政治角度考察网络空间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挑战,中国主要面临网络空间美国软实力的竞争和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挑战,面临着国家分裂等势力在网络空间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面临部分中国网民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言论的挑战,它们考验着网络内外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与观念的引领功能。这一分析架构与基本观点能为中国构建自己的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些许启示。     

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世界潮流。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既释放出蓬勃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风险。按照什么方式把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较好地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探讨秩序和治理面临的新议题。互联互通改变着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主权仍然是良好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善和主权的维护并不是对立的;当前困扰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主要来自分权制衡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这类制度体系难以提供稳定一致的全球治理预期,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质量。大国关系治理是任何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互联互通的发展为大国关系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国际政治文化反映着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生态,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中逐步萌生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同样是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必须重视的内容。     

保守主义思想回归与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调整

特朗普执政后,保守主义思想的回归引领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转向。“美国优先”和传统共和党保守主义两种思想自上而下的调整与“黑客干预大选”事件自下而上的驱动共同推动形成了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联邦政府各部门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全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主要表现为网络军事力量发展更加激进,并且试图突破“主权”限制,通过“持续交手”“前置防御”将行动空间拓展到他国主权范围;网络外交地位明显弱化,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网络外交陷入低谷,并消极对待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国土安全防御一改过去“虚大于实”的状况,定位得到了明显提升;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成为网络安全战略的新领域,引发了大国之间围绕供应链安全的激烈博弈。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能否获得预期的战略收益还很难说,但一系列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单边主义让美国陷入了双重网络安全困境,进攻性网络行动增加了大国冲突风险。对外交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地位的弱化则加剧了国际秩序失范。作者旨在从特朗普政府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入手,通过分析其背后的保守主义战略思想源流,并结合网络军事、外交、国土安全、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实际政策调整进行论证,对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战略调整的影响进行评估。     

治理赤字下金砖国家增强全球治理变革推动力研究

近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大流行叠加俄乌冲突，以及西方与俄罗斯大规模相互制裁等对全球秩序正常稳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加之全球治理传统领导国以“联盟+规则”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割裂、分化国际社会，使全球治理陷入失序、乏能、赤字增多和僵化的困境。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其应对全球问题效能成为走出全球治理困境、消除治理赤字的唯一选择。而具有改革愿景、动力和能力的行为体是全球治理效能提升和改革驱动的关键因素。在传统主导行为体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和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新兴力量的变革推动力及引领力被寄予厚望。在考察全球治理变革行为体及动力结构的基础上，分析金砖国家推动变革的动因、潜能、作用及增强变革动力和引领力的基本取向。     

竞争优势、跨国并购与全球价值网络的关联度

在全球价值网络中,跨国并购与被并购都成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创造竞争优势的手段,这促进了跨国并购市场的繁荣,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提供了更多逆向并购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机会。因为全球价值网络中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专有能力与网络关系,企业不仅会为专有能力的形成和专有优势的确立进行跨国并购,也会为网络关系的建立和调整而并购。成功的跨国并购,需要互补的专有能力和网络资源吸引目标企业和提高并购后产生协同效应的概率,更需要并购方提高并购后的资源整合能力,创造出足以击败竞争对手的"事后优势"。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

互联网及互联网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新兴领域。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与组织正处于转型之中。通过梳理互联网领域的模式变迁与制度动力,窥探治理行为的基本逻辑,能够洞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建设动向。同时,重新审视和辨析"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制度战略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的可能路径。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的重构应该从观念层面、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治理。其中,观念层面是基础,直接决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互联网领域的公约与条约则是重要的法律保障,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具体负责治理实践的开展。中国要从互联网大国转变为互联网强国,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建设,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战略,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有效治理并未自动生成,更非当今世界现实。在全球治理中,国家的角色是矛盾的,它既是最核心的治理主体,也被视为充满问题的治理对象。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然而权力的局限又迫使国家寻求更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与治理之间相互需求的不对称,导致国家对治理的多变态度,并阻碍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迫切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构国家利益中的自我与他者、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合理界定国家在多元治理中的地位、维护既有国际规制并推动其改革等,在弥补国家权力缺失与供给不足的进程中增加国家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引导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逐步走出低效均衡的困境。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重维度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变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成为了我国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国对于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新方案、新对策。因而多角度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文章将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价值维度、实践维度四个维度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进行剖析。     

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本质上,国际制度反映的是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博弈与诉求。由于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制度框架中的收益却不相同。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制度网络体系,而现行最主要的、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发达国家(集团)的主导下建立的,因此发达经济体是现行全球治理的既得利益者,分享全球治理最大份额的收益,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其中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少全球治理非中性带来的不利影响,金砖国家走到了一起并建立了新的合作机制,以推动世界格局从传统的统治与服从的强权型特征向符合时代要求的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民主型特征转化。同样,由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非中性,不同的行为体从金砖国家合作中获取的收益也会不同,这甚至可能带来部分行为体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为此,金砖国家合作应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探索"BRICS+N"等新的开放性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包容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关切,推动国际制度规则体系的渐进变迁,以尽可能地减少因世界格局的剧烈转换带来的冲击。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