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的金融全球化思想

列宁的金融全球化思想是其经济全球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成部分。列宁的时代是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时代,世界金融资剥削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相间的依存性空前增强。由此形成的列宁的金融全球化思想包括:布满界各国的金融资本把帝国主义经济变为全球经济;金融资本不仅控制世界经济,而且还操纵着国际政治、军事;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致了食利国的形成,出现食利者阶层完全脱离生产的寄生性。我们重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及其全球化问题的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论述,对于剖当前的全球化金融危机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有关我国产业安全若干问题的看法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产业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为经济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产业的竞争,使各种传统的民族产业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生产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分工模式、产业链以及相应的产业生态环境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很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不仅丧失     

透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跨国传媒”问题——兼论“跨国传媒”作为“全球市民社会”是否成立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跨国传媒”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行为体,具有全球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全球社会的公共领域,对构筑全球市民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跨国传媒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度,有利于形成新的国际传播秩序,塑造新型的国际关系。跨国传媒与民族国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作者把“跨国传媒”和民族国家分别作为全球传播层面和全球政治层面的单位,将其置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分析“跨国传媒”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

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以对资源地理纵深控制为目标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作者认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币权"的时代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全球化的政治三难选择

目前,跨国界的要素流动空前高涨,而且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但从经济学的标准来看,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并未实现,导致跨国经济交往无法充分展开的主要障碍乃是因为世界政治仍然划分为若干的民族国家.尽管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迅速成长为世界政治中的新角色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角色.从另一个方面讲,国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由于全球化和民主政治的趋势,一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国的外交政策日益受到其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影响.     

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是当代全球治理不可回避的主题。作者从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系统性风险、跨国问题普遍性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复杂状态等几个角度,探讨了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新维度,即全球深度治理可能的目标与前景。作者探讨了全球深度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变革的现实性、可能性,区分了方法论国家主义与规范国家主义、责任主权与相互性责任主权、国际机制与跨国机制的不同含义,指出和讨论了未来全球深度治理的新机制和新议程,即以跨国管理机制为主的新机制和以治理全球化负面效应为中心的新议程。全球深度治理要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就要改变或矫正西方工业国家主导下全球治理议程中所蕴涵的政治偏好和理论偏好。全球深度治理只有适应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变化,建立以包容性发展为目标的国际对话机制以及能够有效应对跨国问题挑战的跨国合作机制,才能实现从被动反应型的议程向具有前瞻性和主动性治理议程的转变。     

准确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和客观趋势。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有助于我们在融入世界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中国日益融入这个世界,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因此,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相互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既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影响,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又不应该对全球化作"泛式"的解释。如果承认"泛式"的广义全球化,就会在西方意识形态面前消失自己的价值观、文化特点和民族特点,包括发展道路的选择模式。     

全球化语境下的欧洲化移民治理困境

全球化造就了大批国际移民并加剧了移民问题。欧洲一体化过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缩样本,展示了移民问题在超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显示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参与的必要性。欧盟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和社会的复杂问题。由移民所引发的混乱正在打破民族地域界限向全球扩散,形成了非传统安全对传统主权的拆解,需要一种崭新的跨国主义治理模式以强化其有效性。     

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产业安全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产业安全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经济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产业竞争，使各国传统的民族产业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生产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各个国家的内部分工模式、产业链以及相应的产业生态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探析全球传播变局与我国外宣思路

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自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和扩张过程。同时全球化的影Ⅱ向力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世界市场”的开辟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媒体市场”的建立，使跨越民族一国家边界的全球传播成为现实。     

虚拟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巨大变化,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虚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全球虚拟资本的流动迅猛增加.在过去20年中,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跨国金融流动从仅占GDP的5％,一跃达到占GDP的20％:近1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国际资本流动迅猛增长.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还存在监管合作薄弱、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等现象,信息和交易成本等金融市场摩擦仍然普遍存在.在此背景下,虚拟经济的活跃表现,有利于促进资本的跨国配置和跨国风险的分担,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周期的跨国波动.     

以战略紧缩博弈美元币权攻势

币缘政治时代的大国竞争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美元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金融化加速，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政治竞争逐渐超越商业、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政治博弈，     

全球高通胀低增长形势下新的“三个世界”

从全球化导致高增长、低通胀到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暴涨,世界上的国家又分成新的三个世界:发达国家转变为金融大国,而发展中国家则转化为两类国家,制造业大国与能源、原材料生产大国。在原材料价格暴涨前,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全球市场开放为制造业大国创造了发展的机遇,制造业大国在这三个世界中经济增长最快。随着原材料价格的暴涨,金融大国与原材料大国似乎日子比制造业国家更好过一些。     

经济全球化与世贸组织

全球化的概念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里在1986年提出的,它可以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指各国经济高度开放并与国际市场联为一体。具体包括:跨国投资和生产经营、全球贸易、全球范围内巨额资金流动、人才流动和技术转移。它     

论当前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正> 时代问题是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和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首先必须重点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7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蓬勃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从根本上冲击着传统的世界经济政治根基,使当代世界经济政治重新构造与组合,使国际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在,世界的三大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存在基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科技的统一性远远超乎于矛盾性,商品经济发展大潮已把不同性质的国家、不同种族的地区、不同层次的民族卷入了共同经济旋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碎片

世界体系正在迅速演变，当前最重要的特点是全球经济的日趋融合。分散的国家体系、经济的竞争、军事的冲突在阻碍资本国际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化的进程。碎片化已经成为与全球化相并行的另一种影响国际政治的力量。全球化以消除障碍，推动以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化分工的发展、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为取向，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分割。     

由中美实力对比看“G2”理论

近些年的国际关系格局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结构之间不平衡加剧,主要是由于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在2008年至今中国的崛起和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更是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有些学者面对中关欧在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平等对话和合作的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的显著增强的态势提出了G2的想法．G2意指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领导世界。这个观点主要提升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角色地位．强调当前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平等的战略合作并一同在世界重大议题（政治或者经济等问题）上成为重要的决策者。由于这个理论的基础在于对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判断．那么我们要论证这个理论的真伪就需要将中关实力进行对比分析．     

国际环境新趋势对跨国品牌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分析

文章就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就其中呈现出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包括:品牌营销进入了web3.0的变革时代、金融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遇到困境、文化本土化与全球化驱动以及认知盈余与时间过剩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如何在新趋势下保持跨国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的建议。     

知识—认知共同体与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中日合作的必要与前景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东亚地区带来很大挑战,东亚国家成为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空前深化的客观事实。东亚地区一体化源于危机,也是在“转危为机”中得到发展,东亚金融治理机制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与以强制执行力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不同,国际治理需要在地区国家间构建以相关科学知识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知识权威以及以政治和社会舆论认知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认知权威提供保障。作者将从知识和认知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东亚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包括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功能性国际治理能够有效并且有持续性,需要两个层面的与知识相关的共同体:一个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以专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网络知识共同体,另一个是超越上述专业知识、具有跨国合作解决功能性难题共识的更加一般性的政治和社会认知共同体。中国与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作为非西方世界两个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大国,中日具有知识上的巨大互补性。中日合作可以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新的规范建构提出更多“东亚智慧”,起到政治引领作用,为东亚地区培育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健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大贡献。     

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世界潮流。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既释放出蓬勃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风险。按照什么方式把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较好地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探讨秩序和治理面临的新议题。互联互通改变着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主权仍然是良好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善和主权的维护并不是对立的;当前困扰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主要来自分权制衡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这类制度体系难以提供稳定一致的全球治理预期,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质量。大国关系治理是任何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互联互通的发展为大国关系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国际政治文化反映着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生态,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中逐步萌生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同样是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必须重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