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国际投资争端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已有理论认为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将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降,但未考虑国际投资争端适用条约和条款的异质性特征.文章基于1987年以来全球投资争端案例及2003～2017年中国对13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面板数据,研究异质性国际投资争端对中国OFDI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投资争端数量增加和违约程度提高对...     

论国际投资协议中的投资促进条款及我国之应对

投资促进条款日益广泛地融入国际投资协议中。较之于投资保护条款,其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点,亦存在丰富的表现形式。我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议中包含了诸多投资促进条款,其影响具有双重性。对投资促进条款进行全面考察,并相应地调整我国在签订国际投资协议过程中的策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投资条约的修订和完善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投资条约修订和完善是一个从基础目标到具体内容,再从具体内容到核心内容的递进细化过程。其基本目标是鼓励和促进双边投资活动,集中反映国家对待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态度;具体内容是逐步推动双边投资自由化,是基本目标在投资法律制度中的细化和落实;核心内容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整个内容体系的关键,根本体现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条约准入规则研究——以中国的立场为出发点

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投资准入规则是平衡国家经济监管权和开放投资义务之间最重要的砝码,核心内容是准入阶段的外资待遇标准.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条约准入规则,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基础上,经历了从准入阶段给予外资公平待遇到最惠国待遇的发展.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中国与中亚五国未来准入规则的选择,将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投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预期,以及中国在该区域经济政策的取向三大因素.     

私人投资与善待资本者

私人投资与私人财富的资本化　　9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四个方面有引人注目的发展。其中，一是对资本的承认，资本运营、按资分配等已经写入党的“十五大”文件。二是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个、私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三是形成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改革思路，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和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四是提出要努力将社会资金从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扩容不断加速。这些进展标志着，私人投资迅速发展的体制与政策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     

从国家契约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

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角色已转变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中采用的国家契约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我们有必要调整中国在国家契约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考虑在国家契约中纳入稳定条款、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协议条款，在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的基础上保护中国海外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变量 ,着重就外国直接投资(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 ,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 ,在 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资本市场开放:外资投资新热点

以资本市场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中国金融开放重心转向了证券领域,全球性的投资机会正向中国转移,外资急需进入国内A股市场,未来开放的路径选择包括证券机构合资提速、国内市场准入加快、金融衍生品和创新业务开放可望先行等方面。     

税收激励、资本价格与投资行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省级的投资数据和税收数据,本文构建了资本需求和资本价格的计量模型,检验税收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投资数量和资本价格。实证模型显示,税收总额或有效税率的增加不仅会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使资本品价格明显上升,即部分税收负担转移到资本品购买者来承担。在考虑了内生性以及价格滞后性等因素后,本文采用了联立方程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和广义矩估计法等,结果显示这些扩展模型估计出了更大的税收效应。     

投资方式与资本效率(上)

本文着重研究投资方式与资本效率问题,其中投资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其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是指投入资金运用于建筑、购置和安装固定资产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他工作。一般以实现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目的。而更新改造投资是指投入资金适用于原有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技术改造,以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     

如何投资未来中国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可能持续高度增长，这代表其中将存在许多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然而，普通的策略例如随便买入中国股票，或侧重于中国制造业的成长性将不再是“投资”中国的正确方法，因为中国股票的评价似有偏高之虞，且中国成长的引擎可能将由生产面转移至消费面。下面，我们将检视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新方向，并从中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及最能受惠于此一趋势的区域及若干公司。     

论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经济融合的国际投资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服务贸易成为构架经济一体化的三驾马车之一。文章试图以国际投资法、区域投资规则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以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东盟区域投资规则为论证依据,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投资规则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如何通过加强国际投资加深区域经济融合的程度。最后,文章提出国际投资的加强是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经济融合手段之一,并对区域经济融合的功能提出个人的见解。     

台湾可转换债券提早赎回条款的实证研究

美国企业发行可转债的初期，若资本支出非常庞大，很快将募集而来的资金用尽，为配合投资与融资的活动，可转债发行条件的设计通常赋与投资人软性保障的赎回条款。非常有趣的是，台湾企业并未如预期设计保障程度较弱的可转债募集资金，伴随着提早结束长期投资计划，以发行硬性保障的赎回条款争取获得投资活动的资金。     

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外部因素研究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趋于资本全球化、投资金融化、经济危机传导化的阶段.中国的国际投资资本在此时刚刚成形,只具有数量规模,而很少有其他的优势.研究世界经济中对中国的对外投资行为构成影响的外部因素,是为中国投资资本更好更安全地融入国际投资资本打基础.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贸易投资现状与前景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虽然至今规模尚小,但近年来发展迅速。中国在拉丁美洲贸易投资空间巨大,得益于拉丁美洲国家迅速的经济增长、潜在的广阔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然,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经贸活动仍面临许多风险和困难,主要是东道国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复杂、国际竞争者较多和中国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较弱。通过比较中国与拉丁美洲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中国和拉丁美洲存在更多互补利益和双赢互惠的前景。     

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影响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本文分别用投资对托宾Q和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来度量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投资和Q值敏感度正相关,与投资和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相对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中央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功能在地方国企中更显著。对事后业绩增长的考察表明,在较高的投资与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地区,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业绩的增长。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政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同时通过扩展企业的融资途径来缓解融资约束。     

经济稳增长首先须稳政府投资 产能过剩与政府投资波动过大密不可分

正我国目前尚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加上赶超发展战略的影响,初步估算政府投资在全口径财政支出中比重接近50%。与社会福利性支出较为刚性有所不同,政府投资的扩张或收缩相对容易操作,因此一直是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次大起大落,都与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密切相关。面向未来,如何适应新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府职能格局,改革现有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已成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国际转移的研究

随着产业国际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产业结构调整迈入了新的阶段。本文借鉴第一次和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转移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情况,运用对外直接投资下的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变化互动模型来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说明中国大规模海外投资必然是随着其工业的不断发展成熟,不断地升级换代而壮大起来,同时通过海外转移产业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清末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工矿业投资

中国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设厂开矿的“合法权”是通过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取得的。日本虽是签约当事国,然而在此后的头十年间,由于受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制约,和中国征收制造税的限制,使其在中国的工矿业的投资极少。在东北,1901年大连有日人开办的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