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折射出五种改革压力

一、政府改革的压力适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政府职能转换应当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变。主要的道理是,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各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前提。为此,政府应当在就业、社会保障、市场秩序等方面,使经济的持续增长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从这次“非典”的危机中更清楚地看到,政府把自己的职能定位于优先解决各类重大社会问题方面,是一个相当迫切、相当重要的一件大事。同时,抗击“非典”危机的现实,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机制建设上面临着许多应…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政府进行系统政策创新

“三农”问题从根源上讲是政府政策和制度在城乡间配置长期不均衡的结果。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支持，“三农”问题已经逐渐清晰化，并展现出良性发展状态，但并未根本解决。中国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将面临更剧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深化农村改革，政府必须进行系统的政策创新，在城乡间建立平等的交易平台，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建立法制化秩序确立政策基础。     

借鉴企业理念 创建“企业型”政府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政府改革也不断深入，企业的很多经营管理理念值得政府借鉴：借鉴“效益与效率”理念，建立效率型政府；借鉴“膻务”理念，建立服务型政府；借鉴“信用”理念，建立信用型政府；借鉴“学习”理念，建立学习型政府。     

观点

陈锐：中国持续发展需三大“零增长”；李国祥：当前农村经济面临三个问题；吴敬琏：旧型工业化道路的七大诟病；周子衡：人民币汇率改革重在机制不在币值；傅自应：我国外贸须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蔡昉：就业优先应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     

重庆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对策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推动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组合形式的变化。当前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由粗放增长型转变到集约增长型。“十五”期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的主导型经济发展所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根源在转变政府主导经济的方式，理清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从重庆市经委工作职能来看，“十一五”期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基本思路与做法应该是：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研究

在新中国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农民工这一群体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见证和影响中国经济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变革不仅体现着政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农民工需求变化的反映.政府对于农民由农转工、离乡进城的政策导向由严格限制到逐步放松,到如今的鼓励和倡导“一体化”发展,这一政策变迁的终极目标则是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刘世锦：“新型工业化”新在何处

讨论“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人们通常要指出的“历史背景”上的差异。构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有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扩展、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发展理念的转变等。上述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是全面的，在实际过程中，这些因素的影响通常不容易被区分开。例如，一个外资企业，带了一项环保型或节能型的新技术，经政府的许可后，到中国的某个地方与当地企业合资办厂。在这一现象中，可以观察到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技术进步（引入新技术）、政府政策（对外开放）和发展理念（注重环保和节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两型”社会建设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经济、法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建设“两型”社会的政策机制。     

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政策前瞻

支持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战略，也是“十二五”期间的改革重点。其中，强调以更加完善的金融政策来支持“走出去”，近年来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实践中，金融政策在支持“走出去”方面却一直进展缓慢，已经不适应中国企业面向全球化的需要。进入2011年，中国政府已经逐渐确立了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推动金融改革的方向，其中通过建立完备的金融政策体系来支持企业“走出去”，也将逐渐落到实处。     

关于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的执行与分析

本文采用了萨巴蒂尔和马泽曼尼安的“综合模式”，分析了地方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政府必须从继续完善扶持配套政策、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政府购买服务，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更好发挥公共财政职能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按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国已经处于“向成熟推进”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应该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政策，促进城乡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才可能顺利过渡到“群体性高额消费”阶段。因此，当前政府需要借鉴国外工业化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的成功经验，高度关注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采取有利于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     

"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

“华盛顿共识”曾经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深刻地影响了过去十多年的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全球化风靡世界，“华盛顿共识”几乎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20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反全球化”的运动。该运动则是在于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它呼吁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协调发展。在21世纪初的几年中，“华盛顿共识”在国际上开始遭到质疑和批评，其政策的影响力逐渐江河日下。即便如此，研究和分析“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市场经济转轨，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政策导航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六个立足确立六大政第导向 在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六个立足”，明确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大政策导向：立足扩大内需；立足优化产业结构；立足节能环保；立足自主创新；立足深化改革开放：立足以人为本。前“五个立足”指出了今后经济的新走向，各项任务和指标不但重视经济发展，也重视社会、     

长江三角洲民营企业与新一轮经济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及一体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及一体化进程又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面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新一轮的发展，作者认为：在政府层面上，关键是解决好“定位”到“到位”的问题：在企业层面上，关键是民营企业要实现自我变革；在社会层面上，关键是“政府-中介组织-企业”三角形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     

新论点

刘国光：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王志浩：中国不会陷入“日本病”；李荣融：2008年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全部退市；罗俊华：公务员考试是巨大的内耗；左小蕾：股改成功的重要指标是新股恢复发行；谢国忠：境外热钱撤出将引发房地产危机；童大焕：过度医疗猛于矿难；邓聿文：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辛向阳：体制转型导致社会公德大面积缺失；盛大林：给8000亿地下信贷一个合法通道；易宪容：财政政策须由“投资”向“公共服务”转型；魏建国：跨国公司与民企是中国经济两个主体；傅勇：对比印度，中国经济未来不容乐观；高辉清：能源价格改革需谨慎；吴敬琏：中国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客观经济政策变化对是族地区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影响

由于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应对效应问题,2009年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是与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提升、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结合在一起的。2010年,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复苏迹象的背景,特别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于民族地区的政府决策、制定“十二五”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提出许多新的思路和应对要求。     

财税体制改革攻坚是未来改革的核心

中国体制转轨的核心曾经是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20余年后，讨论“十一五”规划时，专家们普遍认为重点应当转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政府从经济建设、吃饭养人、行政管制型，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我进一步认为，财税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企业强国VS小企业富民

30年改革开放，我们从“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逐渐过渡到“多元化”的国有控股经济（注：“国有控股经济”这一称谓只是笔者的一种创意，未必妥当，仅在本文中使用）。为此，我们曾经经历了一场“国退民进”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运动。30年后的今天，一场莫明其妙、突如其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马晓河：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型与选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近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V”型曲线的右端，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呈加快上升势头。面对这种情况．经济政策转型需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审慎处理国内关系，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     

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树立七大观念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九五”期间就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被提出来，十年时间中虽然在一些方面有所进展，但是总体上还是有许多方面需要深化。从战略实施情况看，存在着宏观强调热、地方落实冷；宣传教育热、社会反应冷；政府规划热、企业管理冷。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在于转变增长方式各方面的观念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因此，“十一五”期间，除了建立切实能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效机制外，重要的是要从七个方面进一步转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