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域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空间因素在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中的作用,本文运用前沿的空间分析技术考察了2000～2010年间我国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我国金融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空间集聚和空间集群特征明显,但集聚力量较弱。通过单变量和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分析,得出中心地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以及邻近地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中心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模式。在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滞后(SLM)和空间误差(SEM)的空间分析模型证实了金融资源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北京区域金融发展的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1-2009年北京市18区县金融发展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了北京区县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表明：北京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以核心城区为最高,按地理空间向外发展水平依次降低;全局Moran指数和散点图显示北京各区县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高高集聚型大部分是核心城区,而低低集聚型则多为周边区县;局部Moran指数显示北京区域金融发展存在＂增长极＂,对其周边区县起到正向或负向作用,这些作用在2005年达到极大值后已经有所减弱。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兼论金融中心建设

金融产业集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新现象，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撑力。本文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国内外现状进行简单的综述，分析了金融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机理。鉴于金融中心是金融产业集聚的结果，本文以我国金融中心城市建设为例，对金融产业集聚进行了实证考察，并提出推动进金融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就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所发挥的作用还鲜有学者关注.本文基于2012—2018年29省际的面板数据,引入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变量,构建具有调节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实证检验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及其福利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对农村地区经营户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因素,并研究了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以及金融机构产生的福利效应。研究表明,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为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以及低收入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成为可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到信息技术、借贷渠道、政府政策支持、户主及家庭特征、商业可持续性、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并对农村经营户和金融机构的福利改善具有正向效应。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移动金融将成为未来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选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本省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标中,覆盖广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区域异质性,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西部地区。     

东北三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

本文依据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从全国普惠金融发展总水平及区域差异、东北三省地级市普惠金融发展总水平、典型地级市差异等多维度,分析了我国东北三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东北三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我国普惠性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及对策建议

我国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启动4年来,总体运行平稳,业务规模稳步扩大,成为我国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重要载体。本文在介绍我国“银行系”及“非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发展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现行消费金融公司在客户、业务、服务、风险控制等方面具有普惠性特征,但面临产品“类银行化”、放贷成本高、经营地域受限等困境,必须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补充消费金融公司资金来源渠道等方面促进其发展。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互联网金融让大众可以在信息相对对称中自由、平等地获取金融服务,逐步实现金融的普惠性。从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基本特征和理念出发,分析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找出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结合点,提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发展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可有效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在改善环境、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提高“三农”领域的金融可得性.目前,中国在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绿色农业的标准尚未统一和规范,金融支持绿色农业的范围不够明确,缺乏针对绿色农业融资主体的信用体系,缺少绿色农业供给端的风险分担机制以及绿色农业消费端尚待进一...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或中度协调,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地区相对差异和地区绝对差异都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推进而逐渐缩小.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交易费用视角下的金融集聚效应

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产业集聚可以扩大市场广度,增加市场深度,从而拓展市场范围,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并实现分工的利益.金融集聚作为产业集聚的一种形式,通过和当地服务业、制造业的互动拓展了金融产业的市场广度;通过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增加了金融产业的市场深度,对区域金融产业产生积极的集聚效应,促进了地区金融业的良性发展.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障碍与突破

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群体众多、金融供给缺口较大,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十分必要,同时也面临来自用户、金融机构以及环境方面的诸多障碍。要突破各种障碍,必须有正确的导引。政府部门应更新理念,履行义务;金融机构应抓住机遇,承担责任;农村用户应主动行使权利,充分利用金融资源。     

发达经济体愿景下开发性普惠金融的战略思考

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将普惠金融与经济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由于普及性普惠金融局限性明显,所以,为了实现进入发达经济体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与普及性普惠金融的"供血功能"不同,开发性普惠金融是一种"造血式"融资并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着眼于社会不同层级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分工合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于发达经济体愿景,提出了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基本框架,旨在促使整个产业链的价值提升,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