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偶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分析

中国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以及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丧偶是老年生活中的重大压力事件和必然事件,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解决了模型内生性问题,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利用分性别、分城乡老年样本,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丧偶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老年男性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丧偶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收入门槛、相对剥夺与老年人幸福感

本文利用我国东、中、西部12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3970名55岁以上老年人微观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老年人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显著;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健康和娱乐等途径产生间接效应;除了城镇地区,相对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都显著;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的收入转折点低于东部和城镇地区.因此,增加收入有利于提高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且应当切实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水平.     

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则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差异仅存在于医疗卫生服务,其显著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余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城市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析——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目的:了解南京市江宁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SWB)现状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江宁区各敬老院、社区、广场等场所的350名老人进行调查,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江宁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总分为28.52±10.26。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居住状况、经济状况、业余活动和身体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总分有显著影响。结论: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应当从老年人心理状况、业余活动、身体健康等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由身至心:中国老年人的失能状态与幸福感

失能是老年人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负性事件,以往研究对于失能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鲜有探讨.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广义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了失能状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引入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和心理贫困三个中介变量,形成多元中介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检验阐述了失能状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失能是晚年幸福的核心掣肘,相比未失能者,失能老年人的幸福感明显偏低.失能不仅直接降低了老年人的幸福感,还通过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和心理贫困的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其幸福感.而且,相比经济贫困和社会贫困,心理贫困在失能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更大.     

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CGSS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规模扩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并且对东部地区居民和高收入群体所产生的负效应要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居民和低收入群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增加人口密度两条途径来传递的,即通过前者产生间接的正向作用,而通过后者产生间接的负效应。     

工作投入对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打造幸福企业是当下许多企业追求的全新管理目标。基于此背景下,本文以合肥市的25家企业员工为样本,研究工作投入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探讨组织认同对工作投入与员工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投入对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对消极情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组织认同感对工作投入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的关系均产生正向调节关系,对工作投入与消极情感产生负向调节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合肥地区现有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对企业如何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基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再审视

本文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主观幸福感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的福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福利,并通过影响收入、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三条机制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政府质量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强正向渗透作用和替代效应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而在政府质量中等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研究概述:基于护航模型的视角

老年人如何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并获得幸福感,是老年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似护航者,在老年阶段为老年个体提供支持,以应对变老所产生的压力.护航模型结合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揭示了情绪亲密感、亲密社会同伴以及次要社会同伴对老年人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目前国内对护航模型的应用处于起步阶段.回顾护航模型在国外及中国香港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到该模型在中国社会老年学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未来应该深化对护航模型内涵的诠释和本土化研究,并以该模型为基础,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老年人社会关系及情绪亲密感的实证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

本文采用CGSS(2010)大样本微观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显示社会保障显著增加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且通过分项分析和分群体分析发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此外,社会保障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研究结论将对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为方向的社会保障体制改进有重要意义。     

在线品牌社群社会资本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在线品牌社群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680份有效问卷，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线品牌社群社会资本会通过促进社群幸福感（社群主观幸福感、社群心理幸福感和社群社会幸福感）进而促进品牌幸福感；在社群幸福感内部，社群社会幸福感会促进社群心理幸福感，而二者都会促进社群主观幸福感；在线品牌社群访问频率在社群主观幸福感与品牌幸福感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在线品牌社群和品牌幸福感理论，且对品牌建设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贫民住区改造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辽宁省六市的抽样调查

贫民住区问题是存在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普遍问题.本文利用联合国人居署、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2012年的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辽宁省六市贫民住区改造工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变化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贫民住区改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造后的家庭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2)分位数回归估计的结果表明,社区生活质量的改善对不同幸福感层次的原住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改造后出现的新的沟通交流方式和邻里关系的变化却并未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3)针对贫民住区的低收入阶层,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群体存在很大不同,政府的间接扶贫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要略小于其他群体.因此,对于贫民住区改造后所出现的显性和隐性效应,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一般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发现:(1)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在控制了消费之后,公共支出的作用显著下降;(2)对公共支出进行分解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是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支出,其他支出对农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3)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它对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穷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支出确实是通过促进消费来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鉴于此,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是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而且公共支出应该更加向穷人倾斜。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文章在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内涵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理论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并探讨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希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员工人力资本的幸福感效应及代际差异

中国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提升了人力资本价值,使企业员工更有能力凭借自身实力提升幸福感;但人力资本提升也会引发社会和自身的双重高期望,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和舆论环境的压力会降低员工幸福感。因此,人力资本能否提升员工幸福感,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利用地位获得理论研究员工人力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健康人力资本作用更强;社会地位在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性别身份认同调节了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新生代员工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非新生代员工,教育人力资本对幸福感代际具有差异效应作用。     

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幸福吗?——基于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调查2006年数据,对夫妻个人社会经济及双方家庭经济因素的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幸福感,职业匹配、单位类型匹配和级别匹配往往会恶化男女婚后的主观幸福感,经济条件对等的婚配模式则有利于男女幸福感的提升.婚姻匹配结构对男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幸福,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探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客观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遗传因素、文化因素、生活事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支持因素;主观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人格因素、自我效能感因素和应对方式因素.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方法:应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612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人格特征进行测定,采用T检验、皮尔逊相关、方差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统计数据。结果:男女生的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之间无显著的差异(p>0.05)。神经质、内外倾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p<0.05)。典型内向型和内向倾向型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典型外向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典型稳定型显著大于神经质中间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不稳定倾向型显著低于典型稳定型、稳定倾向型、神经质中间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典型不稳定型显著低于典型稳定型、稳定倾向型、神经质中间型、不稳定倾向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内外倾、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结论:随着外倾以及情绪稳定程度的增加,主观幸福感的增加显著,提示人格特征对主观幸福感预测作用良好。     

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通过描述统计和分层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都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增加绝对收入的同时,缩小社会的相对收入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让生活更美好: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

基于2003-2010年多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经验评估就业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为城镇居民幸福感的走势变迁提供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是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并非任意工作,而是只有高质量就业才能提升幸福感.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观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对工作表示非常不满意的就业人员,其幸福感水平甚至低于无业人员.路径分析发现,劳务派遣和零散工等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既对幸福感具有直接的负作用,又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而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在幸福感的单项与多维度测量指标之间,以及不同年度调查数据之间保持稳健一致.积极就业政策背景下就业状况的改善,是理解中国居民幸福感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持续下降而在2003年左右开始触底反弹的可行路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不仅能够提升民生幸福,也是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