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一般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发现：（1）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在控制了消费之后,公共支出的作用显著下降;（2）对公共支出进行分解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是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支出,其他支出对农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3）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它对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穷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支出确实是通过促进消费来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鉴于此,     

文化消费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

文化传承着历史,牵系着未来,文化消费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老年人消费占比奇高,具有极大的文化消费潜能。本文通过对3308个样本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分析,以四个不同的文化消费活动为例,研究老年人文化消费现状及文化消费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后结合调查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社会治理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十八市宜居城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

近年来,河南省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上做出了许多努力,治理模式日益多元,治理体制也趋向完善,但仍然存有不足。本文基于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2018年宜居城市调研数据,运用logit分析模型,将社会治理划分为公共服务、政府表现、社区自治和社会环境几个维度,并分析这些变量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上述变量均对居民幸福...     

医疗从业者心理压力、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医科大学四所附属医院随机抽取的255名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探讨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医务人员对其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力求为提高我国医疗从业者的综合素质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析——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目的:了解南京市江宁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SWB)现状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江宁区各敬老院、社区、广场等场所的350名老人进行调查,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江宁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总分为28.52±10.26。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居住状况、经济状况、业余活动和身体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总分有显著影响。结论: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应当从老年人心理状况、业余活动、身体健康等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丧偶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分析

中国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以及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丧偶是老年生活中的重大压力事件和必然事件,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解决了模型内生性问题,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利用分性别、分城乡老年样本,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丧偶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老年男性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丧偶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低保制度提升贫困群体主观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了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构建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主观福利研究视角,运用PSM-DID估计方法系统性评估与分析低保制度对贫困群体主观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低保制度能够改善贫困群体生活满意度,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低保制度能够在基本生活、医疗、教育保障以及贫富差距问题方面提升贫困群体主观获得感,但对教育保障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低保制度降低了贫困群体对未来的信心及亲友的信任程度,未能提升贫困群体主观安全感;在城乡、区域之间低保制度对贫困群体主观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效应较为均衡,但对主观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性。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国的城乡低保制度的内容、方式、水平都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拓展与提升,新时代更需注重满足城乡贫困群体的精神需求,并努力解决低保制度在城乡及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则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差异仅存在于医疗卫生服务,其显著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余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城市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     

贫民住区改造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辽宁省六市的抽样调查

贫民住区问题是存在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普遍问题.本文利用联合国人居署、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2012年的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辽宁省六市贫民住区改造工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变化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贫民住区改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造后的家庭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2)分位数回归估计的结果表明,社区生活质量的改善对不同幸福感层次的原住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改造后出现的新的沟通交流方式和邻里关系的变化却并未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3)针对贫民住区的低收入阶层,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群体存在很大不同,政府的间接扶贫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要略小于其他群体.因此,对于贫民住区改造后所出现的显性和隐性效应,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为响应＂建设幸福广东＂的＂十二五＂目标,采用追踪研究法,跨越4年时间,获取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进行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和获致因素对幸福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居住地环境和工作单位性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该结论对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具有指导作用。     

高职教师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26份问卷的分析

通过对426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影响高职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和自我实现最为重要;其次是日常工作、健康和外界因素(社会价值导向、学校管理、评价机制、生源状况),其中外界因素中,社会价值导向是决定性的因素,直接决定了生源素质,也对学校管理和评价机制产生影响。     

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幸福吗?——基于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调查2006年数据,对夫妻个人社会经济及双方家庭经济因素的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幸福感,职业匹配、单位类型匹配和级别匹配往往会恶化男女婚后的主观幸福感,经济条件对等的婚配模式则有利于男女幸福感的提升.婚姻匹配结构对男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     

社会保障参与行为、社会信任态度与社会公平感研究——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

使用的是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社会保障参与行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因素对社会公平有正向作用,参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性水平p值达到0.044,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对社会公平感的显著性水平p值0.018。社会信任度越高对社会公平感知越具有正向作用,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社会公平无明显影响。研究发现,建设更具有公平效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于保护人的权利的社会诚信制度、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至关重要。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前者更多的是从西方社会老年学的理论探讨老年个体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后者则从实证分析出发,研究老年人群如何通过社会参与更好地融入社会.对涉及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相关政策进行了回顾与综述.目前在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的适用、政策的滞后和研究的不足这三个主要问题,需要在理论方面突出考虑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老年人的特点;在政策方面进一步制定更加具体和针对性更强的、能促进老年人全面参与社会的政策措施;在研究方面需要更加深入、具体地分析影响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深层机制原因.并提出应对措施.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前者更多的是从西方社会老年学的理论探讨老年个体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后者则从实证分析出发,研究老年人群如何通过社会参与更好地融入社会。对涉及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相关政策进行了回顾与综述。目前在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的适用、政策的滞后和研究的不足这三个主要问题,需要在理论方面突出考虑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老年人的特点;在政策方面进一步制定更加具体和针对性更强的、能促进老年人全面参与社会的政策措施;在研究方面需要更加深入、具体地分析影响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深层机制原因,并提出应对措施。     

社会资本、政府治理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基于我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区域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基于我国2006-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解释了“中国之谜”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治理和社会资本是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发展的两大核心决定因素,其中,前者的作用是倒U型的,而后者的作用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通过调节社会资本作用而发挥的间接效应.另外,在作用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过程中,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体现出非对称的互动关系,如政府治理对政治关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企业间社会资本、商业中介网络对政府治理有中等强度的替代作用.     

后疫情时代的员工情绪耗竭与主观幸福感——基于原生家庭视角

后疫情时代员工的心理健康成为工作场所的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形成机理。基于印记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具体探讨原生家庭沟通模式对员工主观幸福感和情绪耗竭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通过对173名员工的多时点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负向影响员工的情绪耗竭;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情绪耗竭;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负向调节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对心理资本的正向影响;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负向调节心理资本在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与员工主观幸福感、情绪耗竭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水平越低,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拓展了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在选人用人的层面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