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

本文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理论假说,并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匹配样本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越明显;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低生产率企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生产率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     

河南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研究

采用2009年至2012年26个细分制造业和5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数据资料,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河南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程度大多在良好程度,并随着经济发展其两者的协调度而增加,但是现代型生产性服务业与"老"制造业协调度不高,所以要加快现代型生产性服务业为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服务程度。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

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且对于不同程度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来说,这种积极作用存在差别,即存在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门限效应”。从偏效应看,创新型人力资本削弱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积极影响。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特征异质性看,低中技术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的积极作用更显著,且在不同技术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创新型人力资本效应的影响不同。     

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的重新评价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利用出口增加值分解,运用WIOD数据库2000-2014年间投入产出数据和SEA就业数据,重新度量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带动和挤出效应。结果表明：美国直接出口中国所带动的本土制造业就业人数要高于服务业人数;就业挤出中,中国出口美国主要挤出的是美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其他类型的行业就业挤出相对较少;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整体效应为正值,中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和总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发展既是当前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也是提升制造业效率的有效手段。从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基础要素投入、智能化服务应用水平和智能化效益等多指标维度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测度体系，基于29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进行基准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为提升制造业效率，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的服务普及与应用，同时应加强智能化人才建设，借助产学研结合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着力培养前沿的专业型智能化人才，从而助力制造业效率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关联效应的视角

本文将从产业关联效应的视角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变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FDI中的5个子行业、我国制造业中的15个子行业2003—2011年数据的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不强。分行业看,金融业FDI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作用较大,且两种效应均呈上升趋势;租赁和商业服务业FDI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也较强,但两者均呈下降趋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关联效应则不强。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9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生产性服务FDI溢出效应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有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但对外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大于对内资制造业的影响;外资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促进内资制造业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不成立;人均资本、产权制度可以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制造业产出结构不合理,高产值并不意味着高效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评析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向生产性企业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一类国民经济产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五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附加值产业之一，已成为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突破口。然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进一步升级不能给予相应的支持与动力，甚至还会影响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副教授王雪瑞博士所著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一书，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演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与集聚效应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等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不具有非线性关系;技术创新在两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呈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行业异质性。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吸收FDI现状与就业效应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当前FDI重点领域,本文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就业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存在自相关现象,并已形成东部沿海城市的高值集聚区和西部城市的低值集聚区;我国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收入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显著;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由显著变得不显著;政府政策支持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日益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全面FGLS方法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为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其中,物流业、金融业、技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贡献依次递减,表明现阶段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更大。鉴此,应构建国家价值链,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加大科学和教育的投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助于工业竞争力的提升。     

产品内国际分工、区际一体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基于我国199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我国30个省市1995~2011年的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就产品内国际分工、区际一体化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相较于区际一体化,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这一促进作用目前只在东部地区有所显现。这说明现阶段我国整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区域市场的整合;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区际一体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总体上呈现出相互促进和加强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国内区际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地区间分工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增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得到更充分发挥。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外资对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主要结合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在中部六省的发展情况,选择人力资本存量、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指标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贡献度比较高,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影响并不显著。最后针对此分析结果为中部六省如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

通过将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分解,本文对外资进入可能引发的资本形成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三个假说进行了检验,首次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资进入所带来的资本形成效应是对中国保险业效率改善最为直接的经济效应,但它主要通过扩展保险业务来实现,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并没有明显提升;(2)外资进入引发的市场竞争效应确实对保险业的效率改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外资机构数量的增加比资产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对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3)保险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与其效率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外资持股比例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技术外溢效应才会对中国保险业效率起到推动作用。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会使我国进出口量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会使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引进外资,而要合理利用外资。     

The Destination of Outward FDI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outh Korean Multinational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destinatio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ffects South Korean multinational parent firms. We categorize host countries into those that are developed and those that are less developed. We find that destination matters for employment and capital intensity. FDI into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 firm's employment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ts capital intensity. However, FDI into developed countries does not seem to matter: the parent firm's activities do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fter FDI has been made. These results may indicate that Korean FDI into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s a relocation of production lines to overseas affiliates and FDI into developed countries is done to extend marke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sia: Interactions with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sia, appropriately controlling for other proximate drivers of economic growth: domestic investment, exports, financial markets, and human capital.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 FDI,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significantl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FDI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its effect is of lesser magnitude than that of domestic investment.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teract with FDI and, thus, are important for both short- and long-term growth process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encourage domestic as well as foreign investment to put Malaysia back on its precrisis growth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