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石林集镇体系发展模式研究

聚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集镇作为聚落完整体系的中间环节,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地位突出.本研究提出聚落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的观点,强调集镇在聚落体系中的依托作用,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证对山区集镇的时空分布、结构层次、形成机理等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研究发现,山区集镇体系发展受地理环境条件限制,表现出不同于平原地区的若干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山区集镇体系发展的主要控制参量复杂多变;集镇等级规模和交通条件分别是山区集镇体系发展的主要内外部控制参量;范围维系和时空协同是山区集镇体系未来发展的控制机理.     

广西玉林地区城镇体系形成和发展

城镇体系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内,由不同等级规模和职能分工、联系密切分布有序的城镇群体,是在自然、交通、社会经济等因素共同制约下历史形成并在发展中的动态系统,揭示这一系统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有助于阐释城镇体系等级规模、职能分工、相互关系和分布格局,为城镇体系规划提供思路。本文阐述玉林地区城镇体系形成发展。     

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镇圈类型划分与变化特征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在测度其三生功能的生态位适宜度和空间引力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法，开展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市群凝聚子群划分，并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识别了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镇圈格局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生态位适宜度的空间分异明显，且内部子群结构已开始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跨区域的深度功能联系和多层次圈层结构已初步建立。(2)在京津冀城市群中，“京津双核”在生产、生活功能方面的引领地位仍然稳固，但首都周边承接首都生产、生活功能的多个城镇圈已经形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效果正在显现。(3)生态型城镇圈的形成与生态功能适宜性等级并无明显关联，而是在生产型和生活型城镇圈周边由生态型核心城镇组合成团，构建起生态保护的重要屏障。(4)京津冀城市群共形成14个三生功能综合型城镇圈，并演化出核心城镇明确且稳定的综合型城镇圈和多核心城镇协作共生的综合型城镇圈两种典型类型，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冀城镇圈格局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圩区农村集镇规划编制的技术与思考-以南京市高淳县西部圩区若干集镇为例

揭示圩区农村聚落的特征，分析其社会传统、居民的心理特征及经济发展特点是编制集镇规划的前期工作，在指出圩区集镇规划编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编制圩区集镇规划的若干核心技术要领。最后从集镇规划对圩区发展和聚落型式调整的意义，如何在集镇规划中协调新老区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圩区传统水乡城镇风貌并保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及信镇规划与圩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例

以湖北省342家高星级农家乐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考察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呈凝聚型分布,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差异较大;具体来看,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主要集中于恩施、宜昌、襄阳和武汉等地,在空间格局上,鄂东武汉城市圈基本已形成以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一线集中连片的带状空间格局;鄂西则表现为以恩施、宜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格局特征。进一步探讨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认为河谷平原是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集中布局的沃土,陆路交通是高星级农家乐发展布局的关键,而近域客源则是高星级农家乐布局发展的基础。     

历史时期洞庭湖地区城镇职能的演变

分四个历史阶段分析论述了洞庭湖区城镇职能的演变过程。认为:①南北朝以前,由原始聚落向军事型城镇过渡;南北朝时期的城镇,以行政中心为主;唐、宋时期,商贸因素在城镇职能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明清时期,粮棉贸易成为城镇的特色职能。②城镇发展和空间分布的趋势,与洞庭湖环境变迁、人类活动轨迹基本一致。③城镇职能大体经历了军事型→行政型→经济型这一变化过程。④至清代,城镇体系基本形成了中心城市———区域性城市———县镇———乡镇四个市场层次。还结合历史情况对现代洞庭湖区城镇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云南宣威市集镇体系分形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熵值法对集镇规模量化评价,以位序—规模法则、聚集维数、网格维数、关联维数为方法的宣威市集镇体系分形研究表明:①集镇体系规模和空间结构都具有明显分形特征,但也存在分形发育不完善等问题。②集镇体系规模分布分散,兼具"发育不足"和"差异显著"双重特征,向心性与城镇体系相异、均衡性差、交通联系薄弱,呈"小聚集"形态分布于河谷、交通线及坝区,"多圈层"、"多中心"和"低海拔指向"特征明显。③分形发育受自组组织力量交织影响,"山、河、坝"相间分布的地理环境是集镇体系分形的基础支撑,交通因素是分形发育的控制变量。可利用分形理论进行聚落体系规划,扶持重点集镇、改善交通条件促进集镇体系优化。     

黄河三角洲城镇空间格局的发展历程及驱动力分析

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丰富的水土资源优势、位于环渤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巨大的开发潜力令世人瞩目,成为新时期开发的热点地区。根据黄河三角洲经济发展特点将其城镇格局演变划分为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油田经济时代和高效生态时代三个时期进行论述。通过梳理黄河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格局演变的历史脉络,探寻不同时期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与动力机制,总结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黄河三角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判断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通过新政策的解读、新形势的判断,预测黄河三角洲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     

多维邻近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运用引力模型、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经济重心模型等方法剖析了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特征以及联系总量格局,并在多维邻近视角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规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多核心"的金融空间联系网络格局较为稳定,网络复杂度持续升级,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在空间上形成三大层级性明显的金融辐射圈;②金融空间联系格局展现出"核心-边缘"的发展形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发展重心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反"Z"形变化特征;③金融空间联系能通过信息技术发展打破传统地理空间距离壁垒,具有明显的多维邻近效应,其中城市经济规模、工业基础能力、产业升级导向和城市创新能力是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政府供给导向因素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的政府竞合行为有利于金融要素的流转与联系。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手机制造产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揭示了手机产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影响手机产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因素。在手机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北京、天津和深圳三个全国最大的手机产业集聚区。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网络的形成是影响中国手机产业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区位选择奠定了中国手机产业空间格局的基础,而国家的手机产业政策也影响了手机产业的分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过去的产业空间格局。随着产业管制的解除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集聚区进一步壮大,而本地生产网络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力量。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针对既有研究对演化维度、中观尺度和中部平原地区关注不足的现实,文章以武汉市为例,依托多时段的截面数据,基于ArcGIS的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并从历史格局、自然地形、道路交通和城镇发展四个方面剖析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的剧烈重构受中部崛起战略下的城市大扩张外源动力和新农村建设下村庄的内生性响应双重驱动。虽然聚落用地总量变化不大,但空间分布基于历史格局的重构十分剧烈,先紧凑再迅速破碎化。高程和水体分布等地形因素的影响在道路等基础设施普惠的影响下趋弱。相比一般镇和产业重镇,县城所在城关镇的乡村聚落重构程度更为剧烈。据此,提出了推动中部地区乡村聚落精明收缩的政策建议。     

城市扩展多尺度驱动机制分析——以北京为例

厘清上地利用,变化与其驱动力之间的关系,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核心.也是建立变化模型和定量预测的基础.以北京为研究案例,基于遥感影像和GIS技术.获取了1991-2004年北京城市扩展信息,定量分析比较了1991-2004年北京地区面状、线状和点状三种城市扩展李问过程.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尺度上,分析了北京城市扩展过程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城镇用地扩展过程显著,城镇用地在区域总面积中所占比例从1991年的9.80%增长到2004年的17.93%;②城市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点状、线状和面状城市化三种基本模式;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次的驱动因子影响城市扩展过程.宏观尺度上,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政策等政府行为和过去三千年城市发展形成的旧有城市格局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风貌和格局;在中观尺度上社会和经济因素为城市扩展提供了驱动力,最明显的是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微观尺度的地形、区位和交通限制决定了城市扩展的可能性,最利于城市扩展的因子是距高速公路的距离.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足1991-2004年北京城市化强度出现一个先增长后减小的发展趋势.     

我国大城市郊区城镇发展机制与空间结构：以上海市郊区上海县为例

大城市郊区城镇和农村集镇,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由于大城市的辐射和影响,使郊区城镇的发展机制与众不同,形成了较为独特的用地结构和布局形态。研究郊区镇用地和布局的特点及问题,对这些镇自身发展十分必要,对大城市区域协调发展和大城市     

东北地区经济综合发展能力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区域差异分析的区域格局优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关键内容。综合分析东北内部各盟市的经济综合发展能力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动,能够认清东北经济格局的形成过程、出现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这对于东北内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以及实现东北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建立了由基础经济、效益、结构、速度、可持续发展5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评价了东北各盟市2000年到2007年经济综合发展能力。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在缩小;东北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发展能力上升,北部相对下降;经济综合发展能力较高的地级市分布在哈大和滨洲、滨绥沿线;随着资源的耗竭,一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综合发展能力出现下降趋势。影响东北经济综合发展能力变化的主要因素有:自然环境、交通、市场及创新。     

我国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地区差异研究

文章构建了基于收入分布并瞄准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模型,利用城镇居民收入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地区之间1988-2008年的增长成果分享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构。结果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成果分享经历了一个U型发展过程,其分享到的成果近年来逐步提高;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和物价水平提升会抵消一部分所分享到的增长成果,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仍是阻碍分享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基础

本文将湖南省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形成发展过程划分6个历史时期,分别揭示了各时期其发展和布局的基本特征,并对各时期其发展条件也作了必要的阐述,最后作了规律性总结.旨在为今天进行常德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提供必要的历史条件和依据.     

新疆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探讨

现有文献与规划一般认为新疆需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重点建设都市圈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文章基于人口与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城镇布局之间的关系,从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对新疆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适宜空间指向做出了若干探讨;提出新疆的区域发展需要建立在"都市区"的空间成长基础之上;并且与中国的东部、中部地区相比,新疆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应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空间格局。     

基于GIS的城镇用地空间演化与景观特征分析

选择武汉城市圈内的嘉鱼县鱼岳镇为研究区,以2005年和2010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技术,分析鱼岳镇城镇用地空间动态变化与景观结构特征。结果表明：鱼岳镇城镇用地呈快速上升趋势,城镇用地扩展来源以耕地为主,其次是其他农用地和林地;同时存在城镇用地转变为其他类型用地的自我调节现象,反映了城镇用地发展中自组织与被组织的过程。城镇用地扩展来源中的不同地类在空间分布与景观格局上存在较大差异,被占用的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斑块破碎度明显小于其他地类,新增城镇用地与减少城镇用地的动态变化,更多体现了一种有序扩张和无序缩减的发展过程。     

基于产业协调发展的集镇空间整合实证研究——以长沙地区为例

推进空间整合是促进产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长沙集镇空间发展的集约程度和质量不高,产业发展不协调,亟待加大地区空间的整合力度,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对长沙市域130个集镇进行调研,将其按照规模、特色进行分类标注。选取29个能较完整体现单个集镇发展情况和发展动力的主要指标,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快速聚类分析,将集镇分为4类并标注。将集镇的规模、特色、聚类图标叠加,根据其空间分布,进行两次整合。一次整合围绕长沙市中心城区,在东、西、北片各形成一块整合区域,二次整合围绕一次整合地区环绕展开。利用简化后的空间引力模型分别计算两次整合中各整合区域的重点发展集镇,结合产业发展现状确定各整合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方向。     

资本形成简论

资本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人类社会一产生就形成的。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有历史形成和现实形成两种。在理论上值得深入探讨和对市场取向改革实践有积极意义的,首先是资本的历史形成。资本的历史形成有其特定的自然前提和历史条件,资本关系的维系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只有在理论上把握了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才能对资本关系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关系有一科学的认识,也才能在市场化取向改革过程中确立科学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