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比较与评估

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连续四次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以求实现经济复苏。虽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明显,但该政策依然被持续推进,美国逐步将国内经济危机向世界转嫁,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通过对比四次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实施原因,分析其效果。     

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控逻辑与实践

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采取了以利率调控、量化宽松(QE)和扭转操作(OT)为内容的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宽松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调低短期名义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降低长期利率和金融产品风险溢价,以增加经济金融体系流动性和信贷可获得性,进而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本文分析了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调控逻辑与操作实践,反思了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的效应、调控框架构建、超额流动性传导等问题,以期为我国央行政策操作提供一些参照与借鉴。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回顾美国历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及未来可能的退出步骤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我国外汇资金净流入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较大。针对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产生的影响,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和传导机制与传统货币政策是不同的。它是在"零利率"条件下,通过改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来创造货币,以补充市场流动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比较分析了美国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机制和效果,并提出了为了促进经济复苏,未来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作用机制和面临的问题。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2013年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削减量化宽松每月资产采购规模100亿美元,标志着正式启动QE退出,美联储QE退出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本文回顾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过程和退出步骤,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主要传导机制与渠道,剖析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2013年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削减量化宽松每月资产采购规模100亿美元,标志着正式启动QE退出,美联储QE退出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本文回顾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过程和退出步骤,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主要传导机制与渠道,剖析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

2013年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削减量化宽松每月资产采购规模100亿美元,标志着正式启动 QE退出,美联储 QE退出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本文回顾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过程和退出步骤,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主要传导机制与渠道,剖析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美联储量化宽松或成中期常态

前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国经济似乎并没有大的起色。如果美联储将美国经济是否重获可持续复苏能力作为量化宽松政策调整的依据,那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势必将保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逐渐退出了其自2008年来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频繁.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影响如何?本文以2013年11月至2016年6月美联储的持债规模和上证指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一年期Shibor数据为样本,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人民币具有贬值的压力;对上证综合指数有负向冲击,我国上证综合指数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期间会降低;对一年期的Shibor有正向冲击,一年期的Shibor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期间会上浮.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出于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目的,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针对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争论在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鉴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必然通过多种渠道对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本文通过事件法分析法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公告效应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公告效应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影响。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