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善治——简政放权改革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善治作为一种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是我国政府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推进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现阐释了善治理论的基本框架,以我国政府推行的简政放权改革为切入点,分析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对其促成我国善治社会的作用予以分析,试图探寻在我国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对我国发展社会善治的现实意义。     

善治理念下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政策选择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在此理念下，地方政府实施绩效管理，首先就要更新行政管理理念，要树立以公民为中心，打造“善治”政府的新理念；其次要建立以人大为核心的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再次要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构筑以社会公众为主导的绩效评估体系。推进建立灵活、高效、廉洁的现代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论公民权与公民参与的统一

公民具有社会人和政治人的双重属性,是一个人在民族国家中所获得的身份资格。公民权是与这种资格相联系并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其核心是政治参与权,公民参与是公民凭借这一身份对国家政治系统是施加影响的过程,并伴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同政府展开对话和合作,以便最终实现公共管理"善治"的目标。     

电子政务语境下政府善治中的公民参与

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治理理论的善治理论,强调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协调与合作,是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是两者对社会的共同治理,因此,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关联性。在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的背景下,电子政务的发展又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然而,要在电子政务的语境下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真正的政府善治,还需要政府与公民双向互动参与程序的完善,需要建构保证公民充分享有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民主机制和制度,需要建设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和价值体系。     

“善治”语境下优化地方政府规模路径选择

优化地方政府规模,目的是要地方政府尽可能地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最大化。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之势需要以"善治"理念优化。善治的实际就是还政于民,指向人民的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国家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以善治为导向,以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最大化为目标,打造有限责任政府、打造阳光政府、建设满意政府、规范地方政府规模扩张、优化地方政府规模成为必然选择。     

基于公民参与视角的政府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参与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公民积极参与政府治理是政府行政理念和模式变革的强大动力,极大地影响着政府行政范式的变革,政府善治便应运而生了。     

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执法理念革新——从公民参与行政执法的视角

构建法治政府背景下的和谐社会是政府与公民摆脱对立状态、建立了融洽关系的社会,即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和服务精神、公民积极参与行政,二者相互合作、共同治理社会的状态。政府应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进行理念革新,摒弃特权思想,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扬民主行政、权利行政、服务行政、和谐行政理念,畅通公民参与行政渠道,鼓励公民参与行政过程。国家也应加强相关立法,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平台,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     

公民社会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走向社会管理的“杭州经验”

摘要：社会管理实质上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合作管理。政府引导使各类组织有序参与,公民社会激活了多元社会主体。这是“杭州经验”的创新与精华。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合作模式研究 ——基于北京市宣武区三种合作方式的分析

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三类行为主体：作为服务购买者的政府,作为服务承接者和生产者的公民社会组织和作为服务接受者的老年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养老服务,既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现实需求与压力,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变革公共治理方式,构建新型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与机制的需要。在北京市宣武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养老服务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是“以公共服务协会为纽带的项目申请制”,二是“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平台的星级会员制”,三是“以老年人协会为载体的服务券补贴制”。这三种基本方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体制模式,即政府引导与资助、公民社会组织协调与运作、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实体共同生产与提供、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和协助的“委托——合作——参与式模式”。在这种体制模式中,政府购买服务、自费购买服务与志愿捐赠服务往往结合在一起。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与政治观念、法律体系、行政机制和公民社会等因素交叉重叠、互为因果,它是由多种相关制度和问责形式联合组成的制度体系。应该围绕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围绕政府管理机制创新,围绕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的过程,建立与人事管理、绩效管理等制度相配套的行政问责制系统。     

善治理念下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可以说，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尺度，也是一个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标尺。在界定有序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分析公民参与是善治的必然要求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善治的契合，有序政治参与的利公利他性表明，它可以而且能够和善治相结合，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衷共济的牵引合力，从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国内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成为了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公民社会的涵义与特征、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公民社会与政府善治三个方面出发，就国内学者对公民社会理论进行的相关研究做一理论综述。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政府与公民关系重建策略研究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过程当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当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层次不一。现代化国家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友好的。本文首先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包括概述、产生的背景以及主要内容；其次对在公共管理上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在新公共管理下的法治社会中，对政府和公民的关系重新做了正确的定位。     

“全裸”乡政府遭遇“潜规则”

在5·12汶川地震中,我国政府、企业、NGO(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对抗震救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发展形成了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的抗震救灾模式.而这个模式表明了"善治"理论在我国危机管理中是完全适用的.     

善治视野下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路径选择

一、善治理论与公民行政参与纵观西方行政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并不丰富也不复杂,这个轨迹就像钟摆在摆动时所画出的弧线,弧线的两个端点分别是政府和市场,行政管理学家们就在政府与市场所扯出的弧线间来回地摆动,     

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公民社会已然是中国的现实，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宪法所预设的，而且是由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广泛的公民结社很现实地代表着的。作为联系政府和社会的桥梁角色，公民社会对政府治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正是通往善治之路。     

和谐社会视阈下公共治理和谐的实现路径浅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其中公共治理和谐的实现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是决定其他和谐要素是否和谐的最关键因素。在和谐社会视阈下,构建和谐社公共治理得以实现的路径在于：转变行政方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合作。     

政府转型的背景与实践

世界范围内政府转型经历了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和整体性治理三个大的阶段。当代中国政府转型的理论背景是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到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转变,政府转型的社会背景是从顾客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政府转型的实践操作是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变。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关系辨析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两项重要职能。社会管理以行政强制为基础,以公众服务为导向,突出政府责任;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突出公民权利。公共服务是基础,社会管理为保障。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努力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机结合,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