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研究——市场激励效应与异质性成本效应北大核心

本文将增值税留抵退税要素纳入企业异质性理论模型,利用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作为准实验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留抵退税政策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总体上降低了行业内销售集中程度,提高了市场竞争水平。从影响机制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市场激励效应”提高了行业内企业数量和新进入企业数量,并在改善了企业资金状况后通过“异质性成本效应”刺激了小企业活力,提升了市场竞争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不同退税强度行业的竞争程度有着强弱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深化留抵退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

稳就业是当前阶段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2015—2021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雇佣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劳动力雇佣数量。具体而言,相比未试点行业,政策使试点企业雇佣规模增加了5.4%。(2)机制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扩大市场需求影响企业雇佣决策。(3)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了企业高人力资本员工数量及其占比,优化企业劳动力结构。本文的结论有助于理解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雇佣决策的影响,为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实现稳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提供经验支持。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相应增加了员工雇佣人数并提高了平均薪酬;此外,政策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为进一步释放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红利,建议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试行分类管理,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运用财税政策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这一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排除其他竞争性假说及更换因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扩大投资规模、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和促进研发人员雇佣激励企业加强研发创新。此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更为明显,且政策实施有助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加强税收征管有利于放大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深化现代财税改革及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借鉴。     

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短贷长投

减税降费是助企纾困、稳定经济的关键举措,增值税留抵退税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本文以2013—2020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其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改善了企业短贷长投并优化了投融资结构,一系列检验下,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丰富内源资金和改善信贷配给是留抵退税政策缓解企业短贷长投问题的途径。拓展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会随待抵扣税款水平的增加而逐渐弱化,退税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经济后果检验表明,留抵退税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提升了经营绩效并降低了财务风险。     

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引领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使用2014—2020年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8年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果效应及其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高科技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更大；相较于数字核心技术升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更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实践应用。     

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发展与借鉴

2022年,我国推出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本文从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出台背景出发,详细梳理增值税留抵税额的形成原因,既有税收制度、国家逆向调节政策等政策性因素,也有企业销售季节性、生产周期长、特殊生命同期等个体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发展历程,对比2022年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主要变化,通过比较我国与国际上实施增值税国家对于留抵税额的通行做法,提出进一步优化当前我国留抵退税政策的建议。     

基层税务机关视角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完善路径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优化税制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并取得重要突破,特别是2022年实行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基本建立了适应国际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增值税制度。本文从基层税务机关视角出发,在分析现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比研究国际上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提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意见建议。     

增值税税率和留抵退税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2017—2022年增值税减税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税率下调和留抵退税。本文通过在增长模型框架中建立增值税税率和留抵退税比例影响投资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增值税减税改革对经济中资本量、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17—2022年的增值税减税改革使经济的资本量增长7.85%、消费水平增长1.39%、经济增长率增加1.14个百分点,转移路径分析表明,增值税减税改革总体而言提升了消费者福利。反事实政策模拟表明,如果进一步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将所有行业留抵退税比例都提高到100%,可以使经济增长率再增加约0.19个百分点,进一步放大增值税减税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有现实意义。     

增值税留抵退税分类管理：政策逻辑与优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发现，我国留抵退税政策演进在行业试点的选择上遵循了分类管理的政策逻辑：首先，在留抵税额规模大、留抵税额负担重的行业试点；其次，进一步在战略重点行业和民生相关行业实施留抵退税政策。坚持分类管理能够保障留抵退税政策的长期实施：一方面，要针对不同行业分类施策，统筹好产业发展和财政压力；另一方面，要适时调整分类管理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可持续性。     

浅析扩内需与当前税收政策的再调整

本文对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对中小企业减税,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优化营商环境的财税政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近年来,江苏财政部门积极支持营商环境建设,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采取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引导社会资本投资、设立支持企业发展的奖补资金等举措,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部分行业税负可能上升、无定价权的企业在税制改革中获益相对较少、减税降费"降成本"效应下降等,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降成本"政策的协调性,采取完善增值税抵扣机制等措施。     

“营改增”能否促进企业价值提升

"营改增"通过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重复征税等,对企业税负降低和专业化分工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而交通运输业由于"营改增"前后适用税率差异较大,且固定资产更新周期较长带来的进项抵扣不足,使得"营改增"对其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反而不及现代服务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政策干预或扶持,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不及私营企业,即"营改增"对私营企业的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企业。鉴于"营改增"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国家应继续优化增值税体系,保持税收政策在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时政策红利的延续性;在推行增值税改革的过程中,要增加配套税收优惠政策,以弥补政策效应对某些行业激励不足的短板;此外,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促进税收中性原则的有效发挥。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研究了后危机时代税制改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主要是通过对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对非国企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强于国企;高管的金融背景越强,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作用于微观企业、影响其财务行为的研究领域,结论对正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工作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出口骗税的治理对策

出口退税在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正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某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政策采取各种手段骗取出口退税,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弱化了出口退税的杠杆作用。本文从当前我国出口骗税的特点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增值税制度、完善出口退税政策体系、建立协调机制和加大惩治力度等治理出口骗税的对策。     

大气污染治理、资源配置结构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考察大气污染治理、资源配置结构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资源配置结构在大气污染治理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吗?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为例,探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稳就业、稳外贸以及应对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1994-2020年季度数据发现:中国就业的波动较平稳;净出口则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国就业和净出口呈现弱顺周期。这些周期特征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构建了一个含有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价格不完全传递的对称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本国出口退税冲击和它国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就业和净出口的周期特征,其中财富效应和由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支出转移效应是主要的内在传导机制。借助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事实实验发现:中国单方面提高1%出口退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5%,净出口增长0.28%,呈现较强持续性,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当中国提高1%出口退税和美国提高1%进口关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3%,净出口增长0.16%,呈现较强持续性,勒纳中性不成立,此时出口退税在稳就业和稳外贸中的作用尽管有所削弱,但依然有效。     

我国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及“营改增”改革

我国企业缴纳的税种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今年以来,企业利润有所下滑,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营业收入随经济增速放缓而回落,另一方面也与部分流转税与企业盈利相关度低而增加了企业税负有关,因此有必要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文章介绍了作为当前我国税制改革重头戏的“营改增”试点的政策内容,分析了其对减轻企业税负的积极成效,指出“营改增”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也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后,新增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是试点范围内的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根据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相关政策,结合现行的增值税会计处理制度,探讨了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后新增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3种较为实用和操作性较强的会计处理方法。     

减税降费的价格和福利效应——引入成本传导率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分析

本文在增值税抵扣机制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中引入社保费和成本传导机制,并利用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税收数据模拟分析了不同成本传导率条件下,减税降费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研究表明:(1)减税降费使得各行业产品价格降低,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影响最为明显。(2)成本传导率越高,则产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越大。当成本传导率分别为1/3、2/3和1时,各行业产品价格的平均下降幅度分别为0.32%、0.93%和2.66%。(3)较为合理的中国整体成本传导率约为1/3,减税降费是2019年中国PPI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成本传导率为1/3时,模拟计算的PPI下降幅度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PPI的下降幅度(-0.3%)非常接近。(4)减税降费使消费者价格下降,居民福利得以改善,且城镇居民福利改善高于农村居民。随着价格传导率增大,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福利改善差距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