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引领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使用2014—2020年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8年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果效应及其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高科技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更大;相较于数字核心技术升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更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实践应用。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

稳就业是当前阶段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2015—2021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雇佣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劳动力雇佣数量。具体而言,相比未试点行业,政策使试点企业雇佣规模增加了5.4%。(2)机制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扩大市场需求影响企业雇佣决策。(3)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了企业高人力资本员工数量及其占比,优化企业劳动力结构。本文的结论有助于理解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雇佣决策的影响,为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实现稳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提供经验支持。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探析与建议

受市场变化、购销周期、税制设置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出现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乃是一种客观普遍现象。对留抵税额实行退税政策有其充足的理论逻辑,主要为消费型增值税性质、税收公平原则和国际通行惯例所决定。退税政策具有多重效应,对企业可增加现金流,降低资金成本,稳定市场主体;对财税收入短期减收明显、波动加大,中长期影响甚微;对经济运行的效果,则视政府与企业收入的替代效应而定。定位于完善增值税制度的重要安排,宜进一步体现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平性,充分赋予企业自主选择权;科学确定留抵退税周期和最低标准,大力提升政策运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构建防、打、惩“三位一体”的留抵退税管理机制,有效遏制骗取留抵退税行为发生;按照有利政策实施和分享与负担对等原则,建立健全规范化制度化的留抵退税资金垫付与增量收入返还制度。     

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发展与借鉴

2022年,我国推出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本文从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出台背景出发,详细梳理增值税留抵税额的形成原因,既有税收制度、国家逆向调节政策等政策性因素,也有企业销售季节性、生产周期长、特殊生命同期等个体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发展历程,对比2022年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主要变化,通过比较我国与国际上实施增值税国家对于留抵税额的通行做法,提出进一步优化当前我国留抵退税政策的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的实践与思考

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关键举措。在当前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的新形势下,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需要不断优化。文章结合安顺市的实际情况,在阐述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背景和效应的基础上,剖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完善和简化退税申请流程,以高效、便捷的服务方式切实减轻企业支出负担,增强企业恢复发展的信心。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理论视角,采用A股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地区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数字金融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成长期、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本文结论对优化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启示。     

增值税留抵退税分类管理：政策逻辑与优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发现,我国留抵退税政策演进在行业试点的选择上遵循了分类管理的政策逻辑：首先,在留抵税额规模大、留抵税额负担重的行业试点;其次,进一步在战略重点行业和民生相关行业实施留抵退税政策。坚持分类管理能够保障留抵退税政策的长期实施：一方面,要针对不同行业分类施策,统筹好产业发展和财政压力;另一方面,要适时调整分类管理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可持续性。     

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质押已成为现今资本市场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企业解决自身融资约束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年至2018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质押对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引入融资约束因素。本文得出结论:(1)企业的股权质押行为不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升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2)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股权质押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将更加剧烈。     

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延续与可持续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我国自2011年开始实施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到2022年对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13个行业实施大规模全额留抵退税,留抵退税力度不断加大。通过调研,本文分析总结2022年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经验和问题,结合2023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留抵退税政策延续和未来留抵退税政策可持续的优化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力。选取2015—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融资约束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在盈利能力较弱、规模较小、研发投入较高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发挥更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优化鼓励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民营化企业为实验组、以国有企业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而融资约束是抑制民营化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对民营化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拓展了民营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且从民营化的角度为金融市场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本文有助于澄清有关民营化的争议,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银行业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利申请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相匹配,考察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竞争的加剧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在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以及位于市场化水平高和法治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其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竞争能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因此,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困境,激发创新活力。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融资约束与公司融资方式选择

本文运用2000-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数据,研究了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不同融资约束水平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股权融资,无论融资约束水平高低,错误定价对公司股权融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债务融资,股价高估会显著促进高融资约束公司的债务融资,包括长期债务融资和短期债务融资,而对低融资约束公司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错误定价对高融资约束公司短期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要远高于长期债务融资。这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不同融资约束水平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高融资约束公司的影响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的融资优序现象,而对低融资约束公司则不存在这一现象。     

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与公司价值

以我国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商业信用变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以投资效率损失作为融资约束程度分类标准,对融资约束程度不同公司的商业信用变动的边际价值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融资约束公司的商业信用变动的边际价值小于非融资约束公司;对于融资约束类公司,商业信用变动的边际价值会随着商业信用存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对于非融资约束类公司,商业信用变动的边际价值会随着商业信用存量的增加而减小。     

Corporate Governance,Tax Avoidance,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We examine how corporate governance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Conditional on having poor governance, tax avoidance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financial distress. In firms with strong governance, however, we find that tax avoidance does no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inancial constraint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ax avoidance is a less useful source of financing for constrained firms when they are plagued with potential agency problems and opaqu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Stronger governance mechanisms can help firms mitigat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ax avoidance.     

所得税政策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制约及改革探讨

从融资租赁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来看,税收政策尤其是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目前制约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所得税政策主要表现在折旧、坏账计提和税收抵免等方面,亟待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和完善。     

后金融危机下的金融交易税：争论、实践与借鉴

金融交易税的争论聚焦于其理论基础、税制安排及税收的分配与使用方面。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再次引起关注,各国或降低金融交易税税率以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或在较低的税率下扩大金融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以限制避税行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交易税制安排需考虑到金融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增强市场吸引资本的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金融产品创新对税收征管的挑战。我国金融税制的改进具体可从增值税在金融业的应用,扩大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及适当降低金融行业与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等方面入手。     

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税收有效性、征税权归属与宪法性约束

税收的有效性一方面蕴含着效率、公平与稳定的积极职能,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产权结构的效益负责的消极职能。税收有效性由国家征税权负责实施,征税权归属构成税收有效性的政治基础,征税权代议制由于在其内部结构中设置了平衡机制而成为实践税收有效性的现代制度基石。伴随着政治结构中利益集团的成型,征税权代议制导致多数联盟对少数者的歧视与强占,为确保税收有效性,需要从程序和实体两个侧面对征税权施加外在的宪法性约束。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