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权参与能否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行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进行绿色战略转型,特别是重污染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文选取2008~2020年重污染行业中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研究国有股权参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股权参与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参与能够通过优化企业外部资源配置、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差异、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均会影响国有股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国有股权能促进民营企业“脱虚向实”吗？

基于“反向混改”的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机制，形成以下结论：国有股权能促进民营企业“脱虚向实”；机制检验表明，治理效应即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与提高分析师关注度是国有股权促进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路径，而非资源效应，表明国有股权主要通过弱化参股企业逐利动机实现“脱虚向实”；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低及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国有股权的积极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引导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发展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国有股权参股与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以2014～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减少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较差的内外部治理环境,高质量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中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进一步检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科学性,同时也为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数据支持。     

创新型企业股权结构与盈余操纵关系研究

文章研究了2009—2014年五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应计盈余管理是U型关系,而股权制衡度与应计盈余管理的三次拟合方程是最显著的。同时,在加入控股股东属性这一变量后发现,国有控股创新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民营创新企业,说明国有创新企业的治理效果好于民营创新企业。     

国有股权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信用评级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企业信用评级不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利用不同股权的融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代理成本、国有股权制衡度、行业竞争程度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作用更有效。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承载着巨大制度红利,有助于实现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对国有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1+1>2”效应,对混改政策实施效应和民营企业是否引入国有股权有重要决策参考意义。     

国有股权参股与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家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何有效提升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国有股权参股家族企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创新投入、提高治理水平这三条路径作...     

国有股权参股能否助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

如何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视角，选取2009—2019年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国有股权参股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并且这一影响是通过打破融资渠道约束、制度体系约束和人才体系约束充分发挥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行业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认识民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为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政府控制、企业并购及其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问题,是中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必须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企业并购的角度,研究了国有股权对企业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可能并购国有企业;并购双方都是国有企业时,并购后并购企业的业绩不仅显著下降,并且显著差于其他情况下并购企业的业绩。以上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影响了企业的并购行为,并导致并购企业业绩的下降。本文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国有股权治理效应和企业并购方面的研究,而且其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原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依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成效测度

研究目标: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影响成效。研究方法: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试验区的整体企业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明显降低了污染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绿色企业的创新发展,且存在约束效应大于激励效应的现象,说明企业仍未形成超过遵循制度成本的"补偿性收益"。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提升了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治污成本,挤出了其研发支出,从而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而对于绿色企业,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则明显增加了绿色企业的商业信用和研发支出,促进了其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国有、大规模企业的影响效应更强,并呈现出显著的上市年龄异质性。研究创新:从微观企业视角论证了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影响效应及其在污染企业和绿色企业之间的效应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价值:为深化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高效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山钢重组日钢利弊谈

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成为主流 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混合所有制，它可以把国有、民营两种机制的优势融合在一起。从理论上讲，99％的国有股权＋1％的民营股权，或99％的民营股权＋1％的国有股权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比较均衡的结构是三个股东，一个股东占有40％的股权，其它两个股东占30％左右。这样的股权结构可以互相制衡，三者在博弈中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     

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效应——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以2009—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揭示了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促进了企业的外部融资,而在外部融资中债权融资是主要方式,债权融资的来源是金融负债,而非经营负债;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企业社会声誉,优化投资结构,提高外部金融机构的信任,进而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贷款;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点,在高成长性企业、中小企业和弱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绿色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的证据

以2010—202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投资之间作用的中介变量,即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     

融资约束、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在不同融资约束背景下对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无论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还是融资约束弱的企业,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都具有诱导效应。与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相比,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果在融资约束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好,且与企业的股权性质无关;此外,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诱导效应对融资约束的强弱更加敏感。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环境影响研究

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于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环境表现的视角研究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的非经济性后果。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后,企业的环境表现会有所下降,但这种现象只在政府环保补贴少的企业和环境监管力度弱的地区中存在。上述研究从环境表现的视角提供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后果的经验证据,对丰富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认识、更好地完善民营化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

运用我国2011—2016年A股上市集团公司相关数据,将金融生态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探讨金融生态环境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内部资本市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的效果比较明显;产权异质性使不同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有所不同,民营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得到加强,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约束作用不明显。     

资本结构的公司治理效应分析

资本结构体现不同资本主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债权和股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我国企业目前存在着股权集中度较高、国有股权主体虚拟化严重、负债契约缺乏刚性约束力、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只有从完善机构投资者、深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恢复债务融资的治理功能、拓宽中小股东行权渠道四方面入手,才能提高资本结构的公司治理效应。     

绿色债券发行能缓解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基于多期DID模型的研究

运用理论模型对企业发行不同债券时的差异性情景进行分析,提出企业的绿色债券发行对自身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抑制效应,并选取2016—2020年1604家上市非金融公司的年度面板数据,基于多期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显著降低自身债务违约风险;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高股票流动性和增强绿色声誉这四个渠道降低自身的债务违约风险;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研发支出占比低、信息披露程度高和管理者短视程度低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更显著地降低自身债务违约风险。政策上应该进一步引导企业合理发行绿色债券,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国有企业代理人问题的制度选择及分析

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键在于改革国有资产各级委栽托代理关系,规范代理人行为,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设计安排使各级代理人只有在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时才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并从股份制改造及股权多元化、企业内部治理、监督激励和信息等方面探讨了实现国有企业效率化的制度安排.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ODI margins: 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a novel firm-level dataset o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enterprise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nary margins of ODI.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financing constraints show a nega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s’ ODI for both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with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Second, the negative effect is mostly significant in the energy industry, while it is not significant in non-energy industries. Finally, financing constraints show a negative effect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both margins, while the effect is less significant for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in the paper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ODI in emerging economies.     

Mixed ownership reforms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non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9 as samples to study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state-owned capital participation on the transparency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ate-owned capital particip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nsparency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tate-owned capital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impacts corporate transparency by increasing investors' attention.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tate-owned capital participation o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few financing constraints is more promi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