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研究——以唐山市为例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在我国开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本项目立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唐山市已育居民为调研对象,估计人们的二胎生育水平,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二胎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分布特征;并构建二次多项式曲线模型,预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的人口出生率及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为我国二胎政策的推行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适度水平分析

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1].在市场经济社会,社会保障应是法定的基本保障,而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应"缺失"[2].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农村社会保障主要项目养老、医疗和低保现有的指标建立了衡量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数理模型,进而在对农村老年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测算农村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     

基于人口预测的社会保障水平研究--以江苏泰州市为例

建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与人口规模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保障。论文对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区间进行了计算并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未来二十年内泰州市老年人口数量进行了预测进而对未来泰州市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进行了展望。最后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应对老龄化两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制度的若干思考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是支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近年来,国家为了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逐步加大了资金投入,同时拓宽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这为我国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以有限的经济水平来维系庞大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应当拓宽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来实现升值增值,建立起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相一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东北三省社会保障适度水平分析

东北三省社会保障水平没有达到适度区间,与适度下限还存在一定差距。利用东北三省老年人口比重预测数据对未来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东北三省未来社会保障水平要达到适度区间,将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政府应采取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力度、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等措施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成因中，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民缺少利益表达渠道是主要原因。政府应从“城乡统筹”的高度，对农村社会保障担负起重要责任，建立健全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切实解决农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     

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及其适度性分析

本文应用社会保障水平及其适度水平测定模型，结合浙江省情，对浙江省总体、城市、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进行适度性分析，发现浙江省的社会保障总水平偏低，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严重失衡，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要性及其制度设想

现代社会,谋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是各国政府施政的重要的任务之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呼唤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以此来弥补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我国目前已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现实基础.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要考虑到征收范围、纳税人、税目、税率、征收管理等税制要素的设置问题.     

延迟退休、内生出生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延迟退休和内生出生率的OLG模型,考察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无论是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完全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延迟退休都使得均衡状态出生率上升。延迟退休对内生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实现: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老年时期收入增加,这会减少年轻时期的储蓄,年轻时期选择更少的时间劳动,投入更多的时间抚育子女,这使得人口出生率上升;另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资本存量减少,为实现年轻时期的消费,个体必须提供更多的劳动,这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在本文的框架下,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的正向影响大于负向影响。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增长模式。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下,延迟退休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渠道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下,延迟退休通过人口出生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不足以弥补其通过资本积累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