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异质条件下市场势力估计与垄断损失测度——运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对白酒制造业的研究

作为政府经济管制和反垄断的基础,市场势力的定量测度以及福利损失的有效估算是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由于产品异质性带来的模型设定陷阱,之前陈甬军,周末(2009)使用的新实证产业组织模型仅适用于测度少数产品差异很小的产业的市场势力。本文在Klette和Desouza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可以在异质性产品市场测度市场势力和垄断损失的方法,克服了不可观测的产品异质性和技术冲击导致的影响。随后,采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估计了产品差异非常大的白酒制造业市场势力溢价,并以此为依据,计算了由于市场势力溢价带来的福利净损失,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计量结果证明尽管白酒制造业市场结构较为分散,但是具有极强的市场势力,2008年白酒制造企业运用市场势力带来的福利净损失高达180.97亿元。     

谁从谁获益:中国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1995年和2003年的行业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国别外资企业与不同所有制内资企业组合产生的溢出效应模式。结果发现．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遍而一致的．而是与外资企业的国别和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密切相关。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西方国家的投资较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投资对内资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发现西方企业对国有企业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企业则改进了内资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的绩效。本文所发现的外资在中国制造业中溢出效应的有趣模式建议外资政策设计应着力促进不同类型外资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特定组合，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与本土国有企业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企业与本土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良性互动．从而最大化外资溢出带来的溢出好处。     

跨国公司进入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目前，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开始成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流。比较现代跨国公司和传统跨国公司的区别，现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地位，已由“一个中心”成为“多个中心”，即生产制造中心、跨国采购中心、研究开发中心、服务中心和地区营运中心。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增长机制、增长速度、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人对跨国公司进入引致的一系列问题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诸如谁更安全、受剥削吗、“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姓内”还是“姓外”等，其结论是：按照国际惯例利用跨国公司。中国应当积极应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借助跨国公司，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竞争与垄断条件下市场结构熵测度模型研究

利用信息论和熵原理构建市场结构熵模型,测度了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4种市场结构熵,并比较了这四种市场结构熵。认为竞争条件下,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熵最小,而完全垄断市场结构熵大于或小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熵,是市场调节失灵的市场结构。从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动态竞争角度来看,提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运行效率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市场结构。     

青岛外贸与外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吸引外资与青岛市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之间的关系,总结出吸引对外投资对青岛市外贸行业有较大贡献,且对出口的贡献大于对进口的贡献。因此,认为青岛市应进一步加大吸引优质外资的力度。文章最后分析了现阶段青岛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

垄断者所具有的市场势力一般而言将导致高价,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不仅如此,在我国,由于行政性垄断行业较高的工资福利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也是极大的,即它可能拉大社会各行业职工的收入差距。本文通过对1997—2005年我国行政性垄断行业的福利损失的测算,以及这一研究区间行政性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职工收入差异的分析,实证检验了行政性垄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危害,进而强调了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析（上）

日前,荷兰制造业外包产业协会理事长代表团访华,并在荷兰驻华大使馆举办了一次“中国制造业圆桌会议”。会议由荷兰使馆出面,邀请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经济研究中心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我会陆燕荪常务副会长、陆     

基于相对技术差距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分析

在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中有近2/3左右流入制造业的情况下,FDI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本文从行业层面出发,采用"相对差距型"指标将制造业行业按相对技术差距分成3组,通过构建模型检验了技术差距组间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当内外资企业相对能力差距较小或中等时,溢出效应才较显著的结论.     

邮电通信业市场势力测度及对行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测度市场势力是监控垄断行业滥用市场势力和反垄断的前提,价格—边际成本差额(即勒纳指数)测度法是广泛认可的市场势力测度方法,但由于边际成本的不可获得性,实际上难以直接应用。本文以广受关注的邮电通信业为例解决了这一难题:基于行业数据特征,通过适当变换替代了经济学难以度量的边际成本和实物量,得到了一种能直接计算勒纳指数的方法,该方法适合于观察中长期市场势力,计量分析中明显优于使用价格—平均成本替代价格—边际成本的功效。基于测度结果,实证了市场势力、技术进步(考虑动态效率)、市场结构变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行业增长有大的贡献,但市场势力产生了负效应,电信业市场结构调整没有达到业务分拆的初衷。上述研究方法和结论对政府制定垄断行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反垄断立法有借鉴意义。     

基于FDI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以浙江嘉善木业集群为例

集群战略日益广泛地被运用于招商引资 ,旨在增强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与粘合力 ,从而促进地方持续发展。浙江嘉善木业集群的经验表明 ,外资能否持续推动地方集群的发展 ,除了受地方制度成本及集群外部效应的影响之外 ,还更取决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融合方式与程度。在学习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较强的地区 ,民营企业在外资企业的示范带动和竞争压力下 ,能够通过持续的知识积累和自主创新 ,增强并突出自身优势。届时 ,外资企业不但能够获得纯经济外部性 ,还能够获得知识与信息的外部性 ,并受此驱动与地方资本有效融合。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研究

结合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分布的现状,以产业竞争力为关键切入点,逐次分析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以及FDI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并以日企在苏州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为例,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资分布也较多;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成长阶段,FDI的进入对于产业集聚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该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吸引了FDI的进入,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之间通过产业竞争力这一间接导体产生了一种"良性循环"。     

我国服务业FDI结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消费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二者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本文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利用面板模型,研究了我国不同类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别讨论了东西部地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服务业技术进步均有明显促进作用,消费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对服务业技术进步有阻碍作用,且这一趋势在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市场需求和中国工业行业FDI流入

本文研究中国工业行业的市场需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该行业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工业行业 2003～2014年度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行业市场需求规模促进了FDI的流入,在外资集聚度较高的行业,该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考虑了FDI的动态效应后,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惯性”,前期FDI的流入会促进新的FDI流入。估计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各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外商直接投资与煤炭产业链的构建——基于山西主导产业升级的视角

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论述了其与国内导向型产业升级的联系,以及与山西省煤炭产业链构建的重要关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山西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我国石油工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

我国石油工业对外直接投资意义重大，但也存在诸多障碍因素，如技术水平偏低、投入资金不足、经营人才短缺、市场竞争激烈等，因此，我国石油工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既要选择好合适的投资模式和投资区位，还要大力培养石油国际经营人才、积极拓展海外融资渠道、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管理、完善海外投资政策体制。     

Corruption and market attractiveness influences on different types of FDI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a compensatory model predicts the leve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a country; FDI levels are a result of ‘trade‐offs’ betwe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market attractiveness an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In contrast, we hypothesize and find that the compensatory relationship only holds for market‐seeking investment; for resource‐seeking FDI the model appears to be noncompensatory. Greater market attractiveness mitigat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market‐seeking investment, but the ability of market attractiveness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source‐seeking FDI quickly disappears as corruption levels increase.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Copyright © 2008 John Wiley & Sons, Ltd.     

Benefit or damage? Th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FDI in the Chinese food industry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food firms using firm-level census data between 1998 and 2007 (174,940 sample food firms). We test for within-firm, within-industry, and vertical effects.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FDI on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food firms depends significantly on the type of FDI and its countries of origin. FDI from non-HMT (Hong Kong, Macaw and Taiwan) regions can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invested firm, and also increases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ood firms through vertical industry linkages. However, domestic food firms may be crowded out by non-HMT investment in the same industry. HMT investment can generate positive within-industry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but negative vertical spillovers. Our findings have immediat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in China, as well as for government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are formulating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