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影响效应的国外研究进展

传统观点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型的调控政策,但近年来国外学者有关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影响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多。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展开,强调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调整这一外生变量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合理预期展开,认为只要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规则保持长期不变,且始终公开透明,就可以为人们提供公平的规则和平等的机会。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以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为主线,探讨的重点在于劳动收入份额是否能完整地反映通货膨胀动态变化、货币政策是否应将劳动收入份额纳入目标考虑范围。从实证结果来看,大多数学者基于各国历史数据验证了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从传导机制上看,货币政策可通过收入构成、金融分割、资产配置、储蓄再分配等四个渠道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从政策启示上看,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货币政策可提高就业、促进劳动收入增长、降低通货膨胀,从而直接或间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常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过低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是否有效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呢?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货劳税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收入的份额,而企业所得税对其有正向影响;财产税和其他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优化货劳税制度,进一步降低货劳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改革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财产税制度和其他税收制度,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客户集中度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客户是企业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视角,探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主要通过抑制创新需求、增加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提高真实盈余管理削弱了资源在劳动要素中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对于企业劳动资源的侵占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层面,且当企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产品独特性越强以及企业经营效率越低时,客户集中度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补充了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果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为提升企业效率,调整客户结构提供了一定参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分阶段推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组成和提高劳动要素分配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处于进入壁垒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终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效率。本文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验证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政府补助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模型与实证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构建包含政府补助的扩展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政府补助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补助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但当政府补助高于临界值时,情况则相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引致的融资约束改善和营业利润增加是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补助规模增大,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而过高的政府补助引发企业寻租成本上升等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效应却随之增强,这是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理提供了模型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深化现代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首先基于文献提出了一个假说,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通过信贷获得流动资本的能力受到限制,它们倾向于减少劳动雇用或降低工资水平,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对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和稳健性分析,我们找到了这一命题的支持性证据:私人企业的负债资产比(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没有类似的结论。出现这一差异的关键原因是,在中国,只有私人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扰。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集团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基于外部信息治理视角，本文探析了共同审计对集团劳动要素分配的提升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团上市公司共用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更小、多元化程度更高以及共用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集团共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效率并促进劳动力升级，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而非高管层面。本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以期为提升集团效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原因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分配、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和矫正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述评,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研发投入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人才集聚和收益共享视角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和2008—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促使劳动要素收入占企业增加值的份额提高0.9个百分点,增长约2.15%。机制分析表明：(1)加计扣除政策产生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包括研发人员数量的扩张,以及针对非管理层、非研发人员的普通员工的引致需求。(2)相对于管理层,研发人员具有更高的人均薪酬增幅和更大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通员工则因为数量扩张也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在收益共享中实现了偏向非管理层员工的劳动收入分配。本文为深入认识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兼顾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质疑“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兼与翟泰丰、崔伟华两先生商榷

最近《社会科学报》在第930期上发表了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争论再起波澜”的几篇探讨性的章，其中关柏春先生所撰写的“劳动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一(以下称“关”)提出了一个颇有理论深度的问题：为了鼓励劳动积极参与投资，从而提出了正如其章题目的见解，即“劳动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的结论，这个论点能成立吗?他所提出的论据，即因为劳动的投资在“本质上提高了劳动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的结果。从而就证明了其所得收入是一种与直接劳动收入不同的，“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从属于劳动收入性质的，具有劳动收入性质”的结论，这个论据和论点之间的联系是必然和唯一的吗?不是的!我们认为关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是概念理解不当；第二、形成了一种逻辑悖论；第三、适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的研究方法中的思维模式。因而其得出的结论是偏颇的，完全不能达到作提出的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许多新情况”而科学地“认识到劳动本身投资的意义”，相反会造成一些理论混乱和误导。     

自动化技术、结构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内生自动化技术选择模型，定量考察了内生的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对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发现：(1)除了产业结构转型外，内生的自动化技术是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服务业部门相对制造业部门工资溢价的另一重要机制。(2)中国近二十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演化趋势，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分别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上升阶段。部门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则是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3)要素禀赋与劳动力技能禀赋的结构性变化是驱动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和部门工资溢价的重要因素。(4)加强对制造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其与服务型劳动力之间的技能差距，同时鼓励制造型劳动力向服务型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部门工资溢价。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演化的驱动因素与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可为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启示。     

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影响初探

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微观方面来看,所要讨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会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很多,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行为和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从宏观方面来看,所要讨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会对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本文主要讨论社会保障制度对微观经济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福利补助因人们收入的增加而急剧减少,这是否会影响人们劳动的积极性?我们不妨作这样一些假设:假设穷人的工资报酬率为W元/小时,这时其收入与休闲预算约束条件为:Y=W(t),即每劳动单位时间,收入增加W元。现在政府决定对无收入的穷人实行定额补助,但是穷人每增加一元收入就必须相应减少一元补助。这是否会改变穷人收入与休闲的预算约束条件呢?实行补助后,当穷人选择不劳动时,收入为政府的补助额;当穷人选择劳动但劳动收入小于补助额时,穷人的收入仍为政府的补助额,这实际上是对穷人的劳动收入课征了100%的税。显然,由于增加劳动时间仍不能增加穷人的净收入,因而收入与休闲之间已不再存在预算约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劳动收入达到补助额时为止。穷人会对此作何反应呢?答案是比较明确的:在劳动条件较差...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北大核心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初探

本文先是具体分析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继而借重劳动要素贡献比率实证测算了我国劳动收入的合理比例,最后对比实证结果给出了引起问题所在的一些可能因素,并相应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再论劳动者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兼答杨尧忠教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参与投资并取得了资本收入。我认为,劳动者的资本收入是由劳动创造的,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出发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杨尧忠教授却认为取得资本收入是因为资本做出了贡献,他是用庸俗经济理论做出说明的。杨教授还反对我研究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认为这样的研究是"烦琐哲学"。我以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收入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否则象杨教授那样从庸俗经济理论出发是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说明的。     

企业并购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并购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拓展性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水平,且使得公司高管与雇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缩小。本研究为并购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对于如何通过并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