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变迁历程及启示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障碍.本文对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对不同阶段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效果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补偿标准,而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公权力的无约束、土地生产要素功能的被忽视和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今后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从上述几方面进行.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现行农地征用制度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农地征用制度困境表现在城市土地国有制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农地集体所有制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矛盾。产权的自我保护与政府保护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两大举措。     

乱征乱占农地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农地征用及其引发的矛盾 ,已成为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激励、交易成本和合约谈判理论的角度 ,分析我国农地征用中存在的制度缺陷使农民无法有效行使法律赋予的土地权利 ,同时又激励地方政府滥用成本低廉的土地征用权 ;在农地征用中 ,以非正式制度形式存在的“潜规则”降低了农民在征地合约谈判中的地位 ,使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从完善制度入手 ,才能解决滥征滥占农地和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问题。     

我国征地制度的制度悖论与创新路径

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必然会发生农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用途的大量转变，农地用途的改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现阶段我国农地用途向非农建设用途转变除个别例外，主要是依法通过国家征地的方式实现。由于农地征用补偿标准由政府制定，没有真实地反映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影响了农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导致国有土地的出让价格和征地补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差，有关利益主体对征地收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加速了农地的非农化进程。这一制度引发的社会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生产和交易低效率等问题，已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征地制度改革已经提上决策层的议事日程，成为重大政策课题。     

中国农地征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着重研究制度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评价,中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都极不合理,甚至已经背离了"良好制度"的设计方向.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已经成为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从制度本身加以改革,这些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土地征用的制度创新研究

在席卷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用是我国各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土地征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导致了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及土地征用权被滥用,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研究也必须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制约因素分析

文章阐述了农地制度,即农地所有权制度、农地经营权制度和农地流转制度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我国现行农地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对城市化进程形成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明晰强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妥善安置失地农民,有效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措施。     

论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安排对城市化进程的制约

文章阐述了农地制度,并对我国现行农地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对城市化进程形成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明晰强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妥善安置失地农民,有效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措施。     

黑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农地制度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矛盾开始凸显。城市扩张对于农村土地的占用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且由于不合理的征地制度未得到合理、有效的补偿,大量进城农民工由于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而成为"弱势群体",而以土地保障功能为主的均分的农地制度安排使他们很难切断与农村土地的关系,只能采取"离乡不放土、迁移不迁居"的迁移模式。改革开放30年来,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农业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转移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冲突,它反映出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的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快速、协调发展的要求,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不可转让规则与农地产权保护——农地征用中农民利益受损的法经济学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农村土地在征用中的产权形态和农民利益的保障情况.由于城乡土地制度的分割,政府便成为城乡之间土地流转的惟一中介,农地转化为城市非农用地一概须经过政府的征用才能实现.这种制度安排使农地产权成为一种失去法律防护的权利,它既不能依据财产规则来保护,也不能以责任规则来保护,甚至不能得到"不可转让规则"的保护.因此,农地产权是一种残缺的产权.在城市化运动中,以这种产权为基础的农民利益失去了制度保障.     

浅析我国征地制度中"公共利益"界定与征地范围划分问题

在我国,土地征用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来自《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我国宪法,虽然赋予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利,却没有为这种权利的行使划定明确的范围、界限、方式和程序;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用权的规定互相矛盾,从而导致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同时还存在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不到位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文章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探,并提出了完善征地制度的建议。     

公共利益、征地范围与公平补偿-从两个土地投机案例谈起

该文以两个常见的土地投机案例为切入点,揭示了现行征地制度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征地范围过宽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可能是土地投机等土地问题滋生的土壤,并在其后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公共利益含义界定、征地范围划分以及公平补偿问题.该文的观点是,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或者明确划分征地范围,并实行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流转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土地流转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的又一次土地革命,有人认为这是我国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土地流转将何去何从?文章试通过回顾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随土地制度改革的变迁,得出土地流转是我国土地政策的必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或国有将会长久不变;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再一次为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后续动力,土地流转应与农村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转型时期我国区域之间和谐发展问题探析

我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经济体制上的转型,又面临着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经济结构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这一“双重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宏观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如何使我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实现区域之间的和谐发展,将成为今后长期的重要任务。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理论考察及改革思考

征地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土地制度，征地过程是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转变过程，强制性和补偿性是其两个基本特征。文章简要回顾了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演变轨迹，分析了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绩效和不足，提出了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在评价两种改革观点的基础上，对征地补偿的改革进行了理论设计。     

东中西部房地产业增长期比较研究

在1998～2004年席卷全国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中,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业发展的轨迹与机制在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价格、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和征地状况等关键指标等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业区域差异性强,应该采取差别化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征地费使用方式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证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除了征地权滥用外,由于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性使得征地补偿费如何在农民集体和个人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难以形成公正、合理的格局。在我国社会保障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化政策下,失地农民缺乏应有的保障。这些现象对我国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章以杭州市拱墅区为例,对征地费使用方式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征地费的使用方式及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并提出了规范征地费的使用和管理,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议。     

古巴1990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与新农民化

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推动了古巴的社会变革，古巴进入了社会变革的新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些方面与传统的结构调整相似，而其他方面则与之有所不同。农业方面，国营农场被改造成为各种合作社，进一步细分了合作社的生产力，解放了农产品市场，以及把土地分割给小佃农。通过采访决策者和合作社的领导，并对古巴西部和东部进行调查，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古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出现了“新农民化”现象；二是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即使没有扩大，也依旧存在。然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地区，小农户的收入还是比雇佣工人的平均收入要高一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是高出许多。总的来说，古巴的经济危机迫使古巴的农业政策朝着巩固小农户地位的方向调整。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在"三农"制度变迁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征地制度已经成为农民资产流失的最大渠道,它对农民的掠夺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剪刀差".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造成征地制度的生态环境恶化.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防范和减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要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