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所有权结构、产权性质与审计委员会设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了终极所有权结构、终极产权性质对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存在显著为负的关系,而终极所有权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却存在显著为正的关系;终极产权国有性质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存在显著为正的关系,但在终极产权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之间有更加显著为负的关系,而终极所有权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之间有更加显著为正的关系。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与股票收益波动——来自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现实中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资本市场背景,利用2007—2010年沪深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考察终极控制人价值侵占对外部市场投资者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则越强,表明终极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可能导致企业与市场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提高外部投资者的风险;同时,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低的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更加显著,说明不同所有权性质或者不同股权集中度企业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模式和侵占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应加强和完善对大股东侵占的治理,以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终极所有权、高管薪酬对房地产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文选取2007年~2016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主要围绕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从而分析高管薪酬分配,最后研究我国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终极所有权影响了我国企业的控制权,进而影响了企业的股权分配。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起的代理问题,使得经营者重新思考薪酬分配,因此存在终极所有权的企业,高管薪酬敏感性更高。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管理影响了经营者的行为,决策层会投资房地产业来提升业绩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酬,高管薪酬与房地产投资程度成正相关。     

政府管制企业的X低效率分析

政府管制企业一直都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借助X效率理论，对政府管制企业进行分析，得出政府管制行为和受管制企业都大量存在着X低效率，进而对减少政府管制，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有所启示     

终极控制人、政府干预与公司多元化价值

考察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与公司多元化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高,上市公司多元化价值越低,且当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政府干预下的公司多元化经营,由于更多地出于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考虑,降低了公司价值,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政府更容易影响公司多元化价值。研究增进了对经济转型时期政企关系的认识,对理解新兴市场公司的多元化价值影响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制度环境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研究了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对2004年—2006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金字塔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金字结构下,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大就越会持有更高现金水平;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等制度环境因素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家族上市公司越会实行持有高额现金的政策。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管制的前提条件研究

自然垄断产业大多是民生性行业,民生行业大多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政府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它体现着一种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自然垄断产业有效政府管制需要具备对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准确界定、市场失灵及有效的管制体制等前提条件。     

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DEA方法计算企业集团背景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了股权结构、终极所有权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曲线关系;股权制衡程度、最终所有者现金流权的提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权分离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因此,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和制衡,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的有效性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起源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尤其是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备受关注。1933年美国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为一个独立的管制机构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管制,并授权美国会计师协会制定会计准则,填补了自律性行业规范和相关法律之间的空白,至此行业自律性规范管制、准则(制度)管制、法律管制的多层次会计信息披露管制模式形成,后相继被其他一些国家借鉴。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有效市场理论的提出、发展和完善,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不论从国内还是国外看,政府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管制并没有收到人们预期的效果。文章从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出发,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会计信息披露各方的策略行为,得出会计信息披露的适度管制的结论。     

我国现代政府管制改革研究

深化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管制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界定政府管制,政企分开是关键。要想提高管制效率,必须实现管制主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健全和完善政府管制的委托-代理关系,合理划分管制职权,完善政府管制的法律环境和监督体系,有所为有所不为,改革管制手段,明确管制目标。政府管制改革应在政府究竟怎样管制方面下功夫。     

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我国政府终极控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分析

以我国A股2004--2011年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APM、Gordon、OJ和ES模型估算其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检验国有企业集团控股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低于地方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终极股权结构长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终极股权结构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相对于延长控制链条长度（控制层级）,政府通过增加链条数（控制渠道）控制上市公司更加有利;政府应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同时也不能让终极股权结构长度无限延长。     

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的博弈

人力资本是一种很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在企业价值的创造、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所有权的安排上是一个博弈过程,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考虑到人力资本专用性与企业内部所有权、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来安排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所有权中所占份额。     

破“政企不分” 立“法人治理”——上海国资国企改革30年综述与瞻望

国资国企的30年改革旨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彻底解决“政企不分”的关系。     

终极控制股东与治理效率的制度分析

终极股东控制的广泛存在往往扭曲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利益更容易受到终极股东的侵害。从所有权结构的视角,对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通过对终极控制股东的形成和实现机制的研究,运用多重控制链模型解释了控股股东分离所有权和现金流权的方式,并且通过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存在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下,无论股权的集中度如何,都存在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治理效率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     

终极控制、国家控股与现金持有价值

从中国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的背景出发,研究了终极控制人类型、控制层级、股权结构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价值无关,机构投资者并没有通过积极监督来提高上市公司的现金使用效率;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价值无关;国务院国资委控股上市公司(央企)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较高;央企上市公司的控制层级越长,代理问题和利益输送问题越严重,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越低。     

国有企业产权实现方式的思考——基于清江流域开发体制的研究

本文以一家省级地方国有水电流域开发企业为例,研究探索我国国有企业从政府部门附属物到市场主体的道路和方式选择。其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产权关系构建和实现方式;重点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实现层面问题,也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享有扩大再生产决策权,并且充分拥有企业简单生产经营管理权。这既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也是整个国有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黄金股研究综述

黄金股在欧洲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政府设置黄金股作为新的企业控制形式非常有研究价值。本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黄金股的各类相关研究文献,从私有化对业绩的影响、公司业绩和收购可能性的关系、投票权溢价和控股的价值、限制国外直接或间接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四个方面对黄金股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指导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正在和平崛起，但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较低。中华民族需要复兴，但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指导。西方经济学有其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它维护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承认差别而不主张共同富裕，主张自由竞争而反对政府调控，维护发达国家利益而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更无解决“三农”问题之策，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当然还需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可取之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城乡关系、地区关系、政企关系、官民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进一步作出科学回答。     

全民所有制与全民股份制的比较研究

“全民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结果,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经过重大转型而形成的。全民所有制产权有两个鲜明的性质,就是“不可分性”与“外部性”,而“全民股份制”具有“可分性”与“明晰性”。全民所有制的产权特征表现为“所有者虚位”、按政治程序及行政体制运作和政企不分,而“全民股份制”的产权特征表现为所有者或出资者内在化、按公司治理机制及经营管理制度运作和政企分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效果体现为目标的多样化、高昂的代理成本和低效的决策体系,而“全民股份制”的经济效果体现为目标的单纯性、代理成本的降低和决策体系的改进。     

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六个关系研究》分课题之二

目前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总体稳定的同时,部分企业出现的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频繁状况,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成为制约私营企业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引发劳资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工会三位一体共同参与,并建立规范、有约束力、可操作的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