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形成理论致力于重现公民权和民主化的军事基础,认为公民权应被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战争物资进行"谈判"的副产品。作者在对春秋战国国际体系及近代早期欧洲体系中的国家形成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如果公民权源于国际竞争,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中,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了三项让步: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和经济福利。作者提出一个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认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制衡逻辑是公民权跨越时空分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兴起的主要因素。公民权在春秋战国时期没落的根本原因是严重低估了制衡逻辑的对手,即支配逻辑;而公民权得以在西方演变为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在于支配逻辑的相对弱势。     

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

辛万翔和曾向红在《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兼与许田波商榷》一文中指出,《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中存有两个缺点:其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从分裂到统一的转型期,不存在一个发育充分的国际体系。其二,大一统观念决定了秦国能够成功地统一中国,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多元化注定使欧洲走向均势体系。他们认为,该书作者(许田波)把欧洲的均势理论错用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国体系,忽视了中国独特的传统和历史。本文作者对此的回应是,该文的批评缺乏根据,《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提出的竞争性逻辑的动力学理论其实糅合了欧洲的均势逻辑和中国的支配逻辑。合纵战略不成功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困难而非大一统观念的存在;而且,均势和主权规范在近代早期欧洲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都同样脆弱。因此,作者认为,辛万翔和曾向红的观点与历史实践不符,他们文中观点出现偏差的原因在于把历史(过去发生的事)和传统(对过去的看法)混为一谈。《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的两位作者所说的大一统观念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并没有错,但错在他们以为这种观念是秦统一中国的主因。     

“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兼与许田波商榷

对于为何战国时期的列国最终由秦国实现统一,而在近代欧洲的多国体系中反复出现均势这一问题,许田波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早期欧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认为:战国时期的秦国采取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战略,突破制衡逻辑从而实现统一;而欧洲国家则采取自弱型权宜措施和相对笨拙的战略,从而导致均势在欧洲的盛行。作者认为,许田波的论述脱离了欧洲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实践,导致对多国体系中政治行为体之所以奉行不同的行为逻辑产生了误读。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奉行兼并统一的战略,是因为它们都受到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引导;而近代欧洲产生的主权观念和均势行为则与欧洲中世纪之后形成的多元化政治格局紧密相关。作者认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僵硬地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概念与观点,而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出发,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     

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长期以来 ,西方学者把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后状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则是由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① 近二三十年 ,在美国兴起了一种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思潮 ,在欧洲和日本也有响应 ,并渐形成巨流。其中主要的著作有 :1 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P A 柯文教授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②,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和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 ,认为人们夸大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 ,鸦片…     

规范与认同的相互建构:社会建构主义的进展与难题

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中心命题。在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化方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之后(即以亚历山大·温特、尼古拉斯·奥努弗和玛莎·芬尼莫尔三位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的三种主要路径),作者认为,温特提出了偏重于国际体系本身的关于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互相建构的、统一的理论逻辑;奥努弗基于语言学和言语行为提出了重视规则作用的理论逻辑;芬尼莫尔则探索了个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规范起源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力图突出社会性和建构性因素的作用:温特重视互动、奥努弗重视语言规则、芬尼莫尔则重视个人道德和国际组织。他们的共同问题在于:不管是"无声"的互动过程形成规范,还是言语行为最终重复为规则,抑或出于个人道德提出某些规范,都避不开客观现实的基础性作用和物质利益的驱动性作用。     

规范与认同的相互建构：社会建构主义的进展与难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中心命题。在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化方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之后(即以亚历山大·温特、尼古拉斯·奥努弗和玛莎·芬尼莫尔三位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的三种主要路径),作者认为,温特提出了偏重于国际体系本身的关于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互相建构的、统一的理论逻辑;奥努弗基于语言学和言语行为提出了重视规则作用的理论逻辑;芬尼莫尔则探索了个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规范起源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力图突出社会性和建构性因素的作用:温特重视互动、奥努弗重视语言规则、芬尼莫尔则重视个人道德和国际组织。他们的共同问题在于:不管是"无声"的互动过程形成规范,还是言语行为最终重复为规则,抑或出于个人道德提出某些规范,都避不开客观现实的基础性作用和物质利益的驱动性作用。     

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会引发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制衡,鉴于国际体系中经常出现"制衡失灵"的现象,霸权何以维持成为需要解释的问题。现有文献大多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思考为何出现"制衡不足",但是,作为有实力和意愿控制国际秩序的国家,霸权国不会消极等待其他国家的权力制衡,而会积极运用权力制衡维持霸权地位。作者提出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手段,即通过使用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以维持国际霸权结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旨在建立国内政策联盟的内部话语制衡,二是旨在建立国际霸权联盟的外部话语制衡,三是旨在阻止潜在挑战的消极话语制衡。强大的话语资本和对霸权地位的追求让霸权国拥有话语制衡的先发优势。话语制衡也存在局限,容易加剧霸权国的不安全感和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作者旨在探究霸权国如何通过话语层面的权力制衡进行霸权护持,并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增进对美国霸权话语策略的理解。     

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

《白银资本》、《大分流》中译本出版以后,引起了我国史学界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本文作者在阅读这些著作和参加几次讨论会后,对“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本文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但“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学者中的影响是复杂的,应当具体分析。至于他把马克思的学说也指为“欧洲中心论”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本文还认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与弗兰克的“中国中心论”不同,前者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而后者则认为:“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这种观点如同天方夜谭。最后,本文认为弗兰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也是难以成立的。     

分权制衡理论与中西法律监督实践

一、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及意义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对分权与制衡理论有过论述,古罗马时期的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提出了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思想。①分权制衡理论的真正发展一直要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反对君权集权主张民主民生     

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

根据目的论理论 ,世界国家———在全球性范围内对有组织暴力的合法的垄断性使用———是必然会出现的。在微观层次上 ,个人和集体为争取自我主体性得到承认的斗争促动世界国家的形成 ;在宏观层次上 ,无政府逻辑使得军事技术和战争呈现毁灭性越来越强的趋势 ,将争取承认的斗争导向世界国家。世界国家的形成过程经历五个阶段 :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集体安全、世界国家 ,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不稳定状态做出的反应。     

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相较于以往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的客观成因，目前的国际制度复杂性主要是由大国主观塑造产生的，是大国博弈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具体显现。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间的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作者分析了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否更难实现国际制度融合的问题。研究发现，欧洲稳定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远低于预期，而清迈倡议(多边化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却高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的主导国或倡议国之间存在的所谓“志同道合”盟友关系并不是促进国际制度融合的必然前提，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各自主导或倡议的国际制度之间也能实现融合。除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外，区域逻辑在国际制度的融合中也可发挥主要作用。在货币金融议题领域，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选路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

顾炎武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是捍卫儒家纲常伦理。梁启超在对这句话的运用中,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由此展现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中国被裹胁进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近代国际体系的冲击,即体系对单元的塑造是这一转型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自身的传统内涵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路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延续性和统一得到保持。     

“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

作者尝试将"心理-社会均衡"的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把近代西方国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与"个人"这种西方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及本质。作者认为,近代西方国家的出现是解决个人社会一体化问题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同构映射关系,即两者都是界限清晰的行为主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关联性,对个体利益和权利的强调与国家功能的分离具有一致性。个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点——利益、竞争、缺乏安全感——也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并被普遍化和强化。作者还分析了"个人"心理-社会均衡模式的特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安全困境"之间的关系。     

区域间的不对称与制衡行为——以欧盟与东盟关系为例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对称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与单位行为体的制衡行为直接相关联。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发展,不对称性已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层面,其原有内涵和制衡逻辑也发生了转移。以地区性作为比较区域间不对称的参考点,作者探讨了地区层面的制衡行为,分析了不对称性、地区性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出于维护现状或提高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它们倾向于选择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由于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化风险,因此地区层次制衡行为的发生需有一定的条件。通过选取欧盟与东盟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作者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地区性能够反映区域间的不对称关系,也代表了地区层次的制衡能力;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没有特定目标,但主要以平衡大国或发达国家的地区性国家集团为主;当弱势国家的内部制衡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质的提升时,它们会更倾向选择通过外部制衡,即利用区域间关系来平衡不对称关系。尤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单极体系中,当国际结构对霸权国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时,地区层次的制衡作用便显得更加突出。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出发,作者提出了有别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可以区分为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以及新葛兰西学派等三种不同的理论,它们分别采取垄断资本、不平等交换和历史结构等概念作为其研究架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特色在于它打破了政治-经济、国家-市场和国际-国内的界线,试图建构一种结合政治、经济及社会的整体论分析架构,并且将议题带入历史脉络研究。关于欧洲一体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采取了批判立场,质疑一体化背后隐藏的剥削、不平等及支配关系。因此,除帝国及霸权的研究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讨论了社会阶级与一体化的关联性,从而开创了更多元的研究议题,并能对这些议题提供方法论对话的渠道。     

欧洲债务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势在必行,而2009年底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主要思路进行了分析,并重点研究了欧洲债务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影响和启示。     

欧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中国和巴西的经验

在理解欧元对美元的挑战方面,作者试图论证批判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最有效的理论框架,因为它涉及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阐述的大多数概念。接下来重点研究中国和巴西等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这是理解欧盟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基于上述两大支柱,作者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多元化时期:美元正在逐渐丧失绝对优势地位,而欧元正在占据实地。     

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讨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后冷战时期,宗教的复兴运动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并大规模地介入国际政治领域,对国家间安全产生了特有的冲击和影响。然而,安全领域中的宗教具有无形观念和有形组织的二律背反本体论,是一种自里向外由宗教思想、宗教规范和宗教行为构成的"同心圆"观念体系。一方面,宗教表现为信徒的个人信念,通过个体的理性偏好介入国家安全的决策过程,发挥着"路线图"、"聚焦与黏合剂"和"制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又是信众的集体共有意识,通过宗教观念和规范的构成性作用以及宗教"言语-行为"的主体间作用影响着国家安全观、安全政策和安全利益。为此,作者指出,揭示国际社会领域宗教的特殊性,并围绕国家安全的判定环境,探讨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十分必要。     

欧洲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的糅合?——读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以"中国中心观"的视角从基层、金融、世界这三方面来解读1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认为中国的"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是明清经济崩溃的根源;西方的发展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只是"历史的耦合"。韩毓海在论述时并没有完全跳出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而是两种视角交织在一起的。     

自传体叙述与身份进化的动力——基于欧洲化进程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的欧洲化研究一直是欧洲研究领域里的一项重要议程。当前关于欧洲化的研究总是以欧盟层面为视角,缺少对国家内部的分析,对国家间出现的具有差异性的欧洲化进程研究也较少。作者从国内视角探寻影响国家欧洲化意愿的因素及因果机制,认为国家的欧洲化进程是一种身份进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国家的自传体叙述建构身份意义的实践进程。国家身份建构理论和广义叙述学相关知识告诉我们,国家历史形成的神话叙述、政治精英的叙述操控以及历史教育是三种能有效影响国家身份进化动力的自传体叙述机制。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欧洲化进程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国家的自传体叙述是导致自我身份建构和身份进化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国家欧洲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对欧洲化进程中的国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不仅会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一体化进程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意义,也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欧洲化进程的现有研究角度和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