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及其含义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展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基本的约束条件。本文利用住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所决定的养老金财富对城市居民储蓄率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养老金财富与当期收入的比值每增长1个单位,城市居民储蓄率约减少1.13～1.51个百分点,养老金财富较之其他跨期收入,对储蓄率最具解释力。而且,高龄队列较之年轻队列,养老金财富对储蓄率的影响更明显。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储蓄率的下降也更明显。养老金财富取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通过分析最近两次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发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旦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养老金财富预期,也会对其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坚持社会保障制度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和改革方向,有助于避免储蓄率过快下降。     

政府在电信业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历史沿革中国电信业改革进程与经济转型和制度转轨的“渐进式”改革进程相一致,是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实行电信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电信业的市场化,从而避免了在市场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时进行“激进式”私有化改革可能造成的产业危机。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沿着宏观和微观两条主线展开。     

论中国传统道德的文化选择

以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中国传统道德,经历春秋战国的文化思考及秦汉的历史选择,最终确立了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道德体系。然而,儒家伦理的主体地位却在近代社会文化的变革中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什么样的文化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伦理思考和道德选择。因此,思考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变革关系,对我们认识当代市场经济的文化发展与传统道德的冲突和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缘由考量

消费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具体来讲主要有这几方面: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提供了有利市场环境,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文化提供了观念支撑,社会转型期中国民众消费欲望的获释提供了心理基础.全面深入地考量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缘由,对我们准确把握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中西古代财富思想分异的历史阐释及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适宜制度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导致要素配置扭曲的原因很多,而制度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从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来看,市场化改革对转型国家的要素配置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文章从适宜制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一国的制度偏离对其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53个国家1995-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国的制度偏离显著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但随着要素配置效率的降低,制度偏离的边际效应递减;如果制度偏离降低一个单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大约会使TFP增长7.5％.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制度偏离对其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在21世纪初发生了转折,之后中国的制度偏离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适宜制度,并且制度偏离不断增大,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了双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快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偏离可以提高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国际营销的道德决策层次判定模型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和苛刻的国际市场环境,而在企业的营销过程中,市场营销的道德决策成为企业能否"走出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综述既有的道德决策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跳出企业微观视角的局限性,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构建出更加完整的理论模型,以期对我国企业市场营销的道德决策提供一个新思维。     

市场化过程中的财富道德关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我们陷入了片面的经济决定论，以为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必然需要有相应的道德价值指导。一个社会如果以道德价值为代价而获得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那么一切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蔓延开来，特别是当人们藐视财富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时，就会自食道德缺失的恶果。     

后十八大时代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及其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压缩饼干"的历史浓缩形式进行着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在制度红利逐渐释放的过程中,经济风险也在不断积累。经济风险在宏观层面突出表现为经济崛起中的风险、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制度改革中的风险。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渐进式改革带来的风险的积累、效率和公平取舍两难导致的风险的叠加、经济风险中蕴含的政治风险可能引起的风险的放大。后十八大时代的中国改革必须着眼于这些经济风险的化解才能更好地塑造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     

“笼中虎”：一个金融制度变迁故事的解读

中国既有的经济改革过程曾经出现过许多耐人寻味的制度变迁现象,＂笼中虎＂便属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这种现象产生于经济体制转换伊始的特殊时期并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过程;它一直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却长期被人们视作偶或发作的短期金融＂症状＂而等闲视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初步描述与解读,本文发现,＂笼中虎＂的产生机制深藏于由＂放权让利＂改革所触发的财政与银行体系汲取能力的相向变化过程。由于国家无力在短期内修复与重建残缺的内源融资制度,最终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倚重以国有银行体系为核心的外源融资机制。作为这一过程合乎逻辑的制度后果,居民储蓄存款被迫承担起了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责任,而为了确保在银行体系账面上迅速积累的居民储蓄存款的稳定,国家又不得不慷慨兜揽了与此相关的几乎全部金融风险。尽管在既有的改革过程中＂笼中虎＂罕有发作甚至长期表现平稳,但对其潜在风险的担忧与防范却牢牢钳制着金融改革路径的选择。当随后的金融制度演进需要市场因素的成长时,才发觉金融市场化的空间已被既有的改革逻辑＂挤出＂,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从此便注定长期遭受＂市场化悖论＂的困扰。     

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与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

本文针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是否会对中国金融体系构成威胁的问题，提出了如下观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主要是政策性贷款，是在经济体制转型中逐渐形成的，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制度原因；不良贷款的处置损失将在未来由国家财政、中央银行和国有银行之间分担，未来分担损失降低了对当前金融体系的冲击；在对中日两国银行不良贷款处置问题进行比较后，发现中国由于拥有国家政府担任主导者和终极责任承担者的角色，与日本相比，中国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迅速并且前景甚佳；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国人民的财富安全性和经济安全性在不断提高，这将有助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仁”与“富”之间——和谐社会呼唤健康的财富伦理——超越“为富不仁”

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在这财富涌动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创造财富，更应该去品味财富文化、去阐明财富责任击建设健康的财富伦理。如果我们的财富文化观念与财富责任意识长期被弱化，而走向过度逐利化，这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没有盘好的财富文化，财富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灾难。[编者按]     

先秦和古希腊财富观对中西方传统经济观的影响

先秦儒家财富观具有伦理财富观的特点,主要讨论财富中的义利关系和财富的分配;古希腊财富观具有增殖财富观的特点,主要讨论财富的内在属性及财富增殖.先秦和古希腊因地理环境与经济形态的不同决定了二者财富观的不同,这一差异对之后中西方传统经济观向不同方向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儒家财富观主张把求利活动约束在社会道德规范内,鄙视不义之财,应继承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先秦儒家主张财富分配上国家财富(资本)与民间财富(资本)维持合理比例,古希腊财富观对财富增殖的讨论中强调对私有产权和契约的保护,两者都对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理论启示.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

本文以欧洲大航海时代为参照,旨在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入因为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而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郑和下西洋促进建立的朝贡贸易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统制经济的强化与市场经济的弱化。郑和下西洋船队空前庞大,经济意义却无足轻重,甚至于对中国经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论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规范作用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过程中，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和经济组成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社会伦理规范对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作用。市场经济与伦理观念，规范和制度是无法分裂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如何，怎样使市场经济得到规范和完善，成为当今理论上和实践上迫切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路径：资产市场化与增量改革

经过资本市场化改革后,国有银行的发展呈现两种典型现象：一是从银行层面看,其业绩呈爆发式增长;二是从宏观层面看,存差持续扩大和债权结构失衡等现象反映出其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这表明资本市场化改革在使国有银行微观绩效改善的同时并不必然带来宏观整体效率的增进。本文认为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的核心在于功能市场化,即由财政替代功能转向市场金融功能;对于国有银行功能演进而言．资本市场化改革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长期而言,更需要国有银行资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未来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中,增量改革比存量调整更为重要,其功能转化将取决于新市场金融要素的成长速度与竞争压力程度,其中内生性金融力量的成长对于国有银行乃至整个金融制度改革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非正规就业的现状研究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理论研究，通过宏观上对非正规就业与经济发展程度在国际国内差异的比较，认为我国非正规就业与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就业数量和比例方面具有较大就业岗位创造的潜力，并且，与国际普遍认知不同，中国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之间存在替代而非互补的关系，同时指出非正规就业重要性和其就业现状的不匹配，将在未来对经济发展产生瓶颈式的制约，并提出相应的微观和宏观建议，以促进我国的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     

儒家诚信文化与当代企业信用建设

儒家诚信观的核心内容是诚实不欺、信守诺言。中国历史上,人们普遍把诚信观作为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并培养了优良的商业道德精神。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儒家诚信观可以转化为现代经济伦理,成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以及企业经营者诚信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是探讨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经济的腾飞、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管理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其企业经营管理以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企业在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时，怎样处理好儒家管理思想这一人文资源，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域观范式下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既有"微观-宏观"范式下经济学理论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原因在于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域观特征。经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域观现象,中国经济现代化十分突出地发挥了域观效应的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要以域观经济的思维,探索和创造各地区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可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