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偏好、选举质量和中国农村选举制度——选举质量的另一种测算思路及其应用

基于最优选举制度具有内生性这样的假设，本文以村民偏好和主观意愿来确定村庄潜在最优选举规则，并以此作为测度和评价选举质量的参照，建立了选举质量距离比指数。运用该指数测算和分析了中国村民选举的质量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地区选举质量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个别“关键”程序决定的，选举质量高的地区一般有比较多的高质量程序。不同村庄的客观条件和村民偏好千差万别，村民自治良好局面的形成要求村民对于村庄治理有更为充分的参与和发言权。村民不仅应当有权力决定村庄领导人，自主管理村庄事务，而且应当有权力选择自己村庄的治理制度，包括村委会的选举制度。     

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

1999年年底,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湖北省潜江市举行了第四届村民委员会选举。这次选举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中国首次将直选村官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一时引来海内外的极大关注。由于是直选,一大批群众信得过的村官得以走马上任。 值得一提的是,潜江在1999年4月曾被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1999年9月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后,又被湖北省表彰为全省村民自治     

村委会选举打击违法违纪力度加强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村委会选举，明确了贿选、妨害选举等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论村委会选举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兼谈农民选举权利保障与救济

村民选举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权的一种 ,但在村委会选举中 ,村民的这一权利却常常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这种侵害行为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和特定的产生原因。我国现行法律对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规定极不完善 ,应尽快加以改进。     

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从村委会选举的学理分析、村委会选举实践中的问题、对策与政策探讨以及农村问题研究的方法论等三个方面对会议进行了综合评述.     

找回村社共同体:“双过半”困局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再设计

"双过半"是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关键程序,但随着村民流动日益加剧,它越来越难以实现。选举保有村社共同体并强化其治理的功能也日益丧失。本文论述了选举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村民流动对村社共同体性质的影响以及选举的双重功能,提出村委会选举具有共同体优先旨向,并据此提出了走出"双过半"困局的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方向:将两个过半的分母统一设定为登记选民全体;因村而异设定参加投票人数标准和当选所需赞成票数标准,参加投票选民数量应尽量接近选民全体而非仅仅过半,赞成票数则不一定要超过选民全体的一半;同时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标准因村而宜。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使村委会选举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保持协同,共同推动新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     

论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选举权

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享有的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障的村民权利，是村民自治权的内容之一，应纳入宪法学的研究领域。村民选举权具有基本性、法定性、政治性和自治性特征，在适用法律、享有主体、权利内容、行使方式和救济方式上都与公民选举权不同，是一种特殊的选举权，有其特定的权利范围，其内容包括确认权、提名权、被选举权、投票权、救济权、罢免权和知情权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村民选举权的享有、限制与剥夺做出了规定，但相关规定很不完善。     

如何识别贿选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贿选的标准。一般来说，“贿选”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贿选所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村委会选举活动。     

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祛魅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前后对户内委托制度正当性的争议,表明实现村民选举权利无法作为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根本目标。本文由此质疑村委会选举制度所内涵的"选举权利中心论",重新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诞生及法制化进程,将保持村庄共同体、改善村庄治理恢复为该制度的根本目标。选举权利中心既不可信,也不足取,村委会选举制度对选举权利的执念应予去除,村庄治理本位自当确立。本文的主旨在于,将治理逻辑重新置于理解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     

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模式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实际操，作过程将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五种选举模式：普遍模式、无候选人选举模式、整体提名模式、定位选举模式与组合竞选模式。本文在考察分析各种模式的实际操作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些选举模式各自的合法性及其特征、优缺点等，并在最后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     

分配型村庄贿选的博弈分析——以Y村城中村改造下的村委会选举为例

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实施30年来,竞选激烈程度普遍提高,特别是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甚至出现了大规模贿选的现象。为探究贿选的发生机制,本文以Y村城中村改造征地纠纷下的村委会选举为案例,从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和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的角度,对Y村政治域、共用资源域和社会交换域中村民、竞选者和基层政府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不同主体利益博弈是选举纠纷的本质,村民、竞选者和基层政府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违法贿选,接受贿选,默认贿选)成为这三方利益博弈的均衡。即便放松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由于村民相信贿选者和基层政府在未来会合谋侵犯集体利益,他们还是会做出接受贿选的短视选择。     

村委会选举中几个技术性问题

当前,各地面临新一轮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从往届选举情况看,法律规定的直接、普遍、平等、差额、无记名、秘密划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等选举原则,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海选”提名确定候选人、召开选举大会投票选举等选举程序基本上都能做到做好,但在一些细微的操作技术上却时常把握不好,拖延了选举时间,影响了选举的质量。针对上述情况,现提出以下三个技术操作方面的改进意见,与大家共商。     

浅议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的完善

文章分析了我国村委会选举制度的现状,指出我国村委会选举制度尚存具体规定比较笼统、缺乏详细性和选举争议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缺陷。完善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需要进一步细化选举程序,完善选民资格标准,增加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性规定,完善选举争议的解决制度和加大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力度。     

村委会选举出现新气象平均参选率80%以上

新华社消息,去冬今春以来,全国多数省份进行了或正在进行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来自民政部的资料表明,各地平均参选率在80％以上,依法依规操作成为各地村委会选举的行动指南,而且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     

村庄选举最优规则的非一致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最优选举规则偏好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6省116个村庄1949名村民随机抽样样本，笔者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最优选举规则偏好。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选举规则的偏好因村庄和个人而存在非常大的变异，那些理论上或一般被认为是最优的选举规则并未成为所有村民的选择。理论上最优的选举规则未必适合所有村庄，村庄最优选举规则表现出很强的非一致性。可见，农村选举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和实践应当充分考虑“因地制宜”的问题。     

论村委会选举中党组织建议权的行使－－以广东省有关地方法规和实践为例的理论分析

在广东省的有关地方立法中规定，乡镇党委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应当根据考察和民意测验的情况，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新一届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建议的意见，并且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向村民在一定范围内作出说明。在实际操作上，乡镇党委以直接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建议人选名单的形式影响村委会选举。通过地方立法赋予乡镇党委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建议权，这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保证在村级选举中党组织建议权的行使同村民民主选举权利的协调一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民选村官,一定要有农业户口吗?

对于一个过了而立之年的男人来说，吴少晖这一年的生活注定要在大悲大喜中度过。先是自己的选举权被村民选举委员会取消，接着他的申诉决定又被村民选举委员会驳回。后来在忍无可忍之下，诉至法院才得以恢复选举资格。幸运的是，他最终在正式选举中击败另一候选人，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如何保证村民委员会选举合法有效

选举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是进一步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到我国亿万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我们应严格依照宪法、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地方选举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进行组织、指导和监督，切实搞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依法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积极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搞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普遍性原则。即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实…     

村民选举视角下的基层民主发展质量：现状及其提升——以广东省吴川市S村和L村为例

村民选举是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广东省昊川市S村和L村的调查,发现通过村民选举,农村基层民主已具有一定的民主参与广度,但在民主参与的深度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对民主程序正义的追求却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民主结果的正义。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质量不尽如人意,需要通过一定路径选择来加以提升。     

村委会选举：农民工的参与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笔者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结果的分析，认为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其原因主要有制度性限制，信息沟通不畅，利益关联淡薄，政治效能感弱和选举成本的私人性与选举对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等。村委会选举中农民工的参与缺失表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缺乏的效的制度性渠道；改变这种情况的根本措施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将农民工纳入到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化的轨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