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权分权理论与县乡财政体制

自1983年乡镇财政开始建立以来,我国县乡财政体制经历了反复的调整,这些体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进行调整?而其调整依据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从集权分权原理出发,为这些体制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在此基础上介绍四种基本的县乡财政体制模式,而后指出我国县乡财政体制的集权化走向。     

论集权分权理论与县乡财政体制

自1983年乡镇财政开始建立以来,我国县乡财政体制经历了反复的调整,这些体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进行调整?而其调整依据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从集权分权原理出发,为这些体制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在此基础上介绍四种基本的县乡财政体制模式,而后指出我国县乡财政体制的集权化走向.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财政分权、公共治理与隐性经济研究

隐性经济是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利用MIMIC模型法测算了中国地区公共治理水平,并利用中国199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公共治理总体水平从1995年的2.72%上升到2018年的6.85%,但存在地区差异;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都可以显著降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但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公共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更加强烈,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评述

1979年中国改革之初,中央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压力,首先实行了向地方政府进行财政分权,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等一系列分权改革措施。近年来,人们逐渐注意到,改革之初及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进行的这些分权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营利组织财务治理模式:集权与分权选择初探

财务治理采取集权式、分权式抑或二者的结合,将对非营利组织获取和使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由于集权和分权各有优缺点,非营利组织管理当局应当依据财务管理的具体运行情况,在充分考虑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实行一种集权和分权均衡结合的"适度分权"模式.     

当代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

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财政体制的变迁,见证了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过渡历程,从理论上诠释了每次变革根本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导向型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如何在"三大关系"中分配财权与事权,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反常"关系研究

本文对1982—2004年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段研究结果表明,1982—1993年二者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证明是负相关的;1994—2004年二者的关系尚不明晰。整个样本时段内,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反常"的"U型"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观点相悖,且也背离了普遍认同的"财政分权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财政分权何时有利于治理?

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正试图通过财政分权来加强政府治理。为了弄清分权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发挥有益的作用,文章首先回顾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的意义。基于文献综述,文章认为,分权的益处与地方政府和政府间关系的构建方式密切相关。为此,文章提出了如下建议:确保分权真实有效;促进地方政府更好地行使代表责任、实施更好的治理措施;加大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及巩固政治稳定。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财政分权理论研究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对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的利弊之争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进而获取有益的启发。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财政分权与中国省域经济关系的空间计量检验

笔者利用2000年～2009年中国省域经济统计数据,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省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省域经济间存在显著空间相关关系。研究中,财政分权与经济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得到了部分证实,但这一关系在不同省份、不同年份间均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最优财政分权度频繁变化;对于各省而言,确定合理的财政分权度范围,尚需更多未来数据支持。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