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和企业政策的背景,采用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手段,借助2011—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与非试点企业相比,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通过平稳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PSM—DID方法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但由于企业性质、企业创新特征及生命周期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供应链数字化对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提出制定完善的政策框架,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提供培训和技术服务,推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加大创新与研发投入力度相关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的检验

数字化转型不仅将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更强调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资源配置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该结论经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行业差异,且主要存在于非高科技企业和人均产值低的企业中。基于此,政府应鼓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以及行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节粮减损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

节粮减损不仅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上市涉粮流通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节粮减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表明，提高物质资本配置水平、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是节粮减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基于调节效应的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对节粮减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后，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性质、地区、存续年限及数字化水平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重视节粮减损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提升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水平等渠道，全面夯实中国粮食安全根基。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文章基于2014～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企业运营低效率和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是产生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和ESG水平的提升会帮助制造业企业尽早摆脱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区间。文章对于破解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之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互联网+”的发展时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文章基于2013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研究得出：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省级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通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阻抑作用,并发现其子维度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减贫效应依次递减。机制分析表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城乡结构优化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工具,2013—2014年,我国建立了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近十年以来,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值得探究。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以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碳交易市场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在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碳交易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并且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流动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对碳交易政策效果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碳配额价格水平也具有一定的负向调节效应。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利用2011—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使用系统GMM回归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新）一线城市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机制分析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对全样本城市而言,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分城市等级看,数字经济对（新）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二线城市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供应链创新与企业多元化经营——基于“信息机制”和“契约机制”的分析

本文从交易成本切入，理论分析供应链创新如何通过信息机制和契约机制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利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创新抑制了企业多元化经营，其作用路径包括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加大专用性资产投资、促进商业信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在行业竞争越激烈、内部管理效率越高，供应链创新对多元化经营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此外，供应链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资本和存货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对兼具数字化与集成化的供应链变革实践的理论认知，为理解中国当前资本扩张提供了来自供应链视角的证据，同时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全面推广提供了现实启示。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建筑企业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ESG表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建筑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建筑企业ESG表现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提高建筑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良好的ESG表现通过促进研发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检验发现,ESG表现对国有建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为厘清企业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建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可持续增长：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浪潮中，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道“必选题”，对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三产业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通过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和声誉效应促进其可持续增长。因此，政府应充分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引导中国企业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迈进，以企业可持续增长带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     

贸易条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1999—2018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贸易条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条件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并且贸易条件改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积极影响,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金融危机前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研投入强度路径实现的。     

R&D、人力资本与TFP的实证分析——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了研发投入R&D以及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此外还进一步地分析了人力资本不同组成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我们在这里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1982—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投入R&D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全国平均人力资本(用全社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数表示)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也大不相同,数据结果显示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高等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却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数据要素应用与企业创新效应——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驱动企业创新的新引擎。基于数据要素的多重异质属性,界定了企业层面数据要素应用的核心内涵,从数据资源、数据应用过程、数字技术和数字业务支撑系统四个维度筛选关键词,通过文本分析测度了数据要素应用程度指标,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应用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应用同时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增长和创新质量提升,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应用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和市场偏好匹配效应促进企业创新量变和质变。基于环境动态性视角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环境优化会强化数据要素驱动企业创新量变,制度环境改善和技术更迭能同时激发数据要素引领企业创新的量变和质变。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企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以近年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二者之间的相关作用机制。本文认为：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采取高管薪酬激励能够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其中企业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该结论拓展了管理层货币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且对于上市公司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