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机理与推进策略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上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辨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三个阶段和内在规律，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进行了简单估算。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建设和推广使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据要素市场，让数据流动起来；引导平台企业进一步与实体经济紧密融合。     

基于数据价值链的项目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以华为ISDP变革为例

数字经济深入推进使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传统项目型企业转型落后问题，构建项目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以华为公司项目数字化交付平台(ISDP)变革项目为例，基于数据价值链视角深入剖析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所面临的组织管理挑战和数据资源挑战，梳理华为基于ISDP变革的数字化转型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融合全域数据、规范数据标准、集成应用技术、释放数据价值四阶段路径，并建议项目型企业采用“构建业主—项目型企业—项目部数字纽带”“统一项目分解结构和编码体系”等方法进行变革转型，实现项目标准化，以期对项目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和管理实践有所启示。     

平台企业与互补者竞合关系演化及治理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推动平台企业主导的生态系统快速发展。平台企业与互补者协同创新对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平台企业与互补者的竞合关系演化及治理路径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建立两主体(平台企业-互补者)和基于政府参与的三主体(平台企业-互补者-政府)竞合关系演化模型,通过仿真模拟分析不同主体参与下的竞合演化,结果发现:平台企业发展阶段、主体间创新影响系数、创新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竞合关系演化方向;政府监管与创新激励对促进平台企业与互补者协同发展具有显著作用。据此,构建基于创新竞合关系演化的治理路径,并提出相关策略建议。研究结论对平台企业与互补者协同创新策略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边界资源配置的数字平台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研究——以微信平台为例

数字平台生态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但学术界对数字平台生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聚焦微信平台生态发展实践展开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如何利用边界资源配置实现数字平台生态演进及推动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问题。研究发现：核心企业对边界资源动态配置是数字平台生态演进的关键推动因素,核心企业通过边界资源设计部署、新增更新、复用再设计促进平台生态演化;核心企业在平台不同发展阶段连接不同互补者,包括交易型互补者、创新型互补者和混合型互补者;三类互补者同核心企业构建基于资源的依赖关系,根据资源内生性和外生性,得出结构依赖、过程依赖和混合依赖三种依赖关系类型,并从边界资源配置视角分析依赖程度的动态变化。核心企业要掌握平台发展的阶段特征,利用边界资源的动态性,实现平台生态发展和对互补者关系的健康维护。     

企业品牌国际化中的国家品牌效应

在全球化竞争环境中,民族与国家本身也构成品牌.国家必须累积其品牌资产,提升品牌形象,以吸引外资,发展国际旅游和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强势国家品牌能为本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化提供强势价值平台,而企业品牌的成功运营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品牌形象.我国也应通过实施国家品牌化,为中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化提供来自国家层面的价值支持.     

我国化妆品品牌信息传播策略优化分析

目前国内外化妆品品牌相比其产品质量已无明显差异,然而在市场竞争中,国内化妆品品牌与境外品牌相比总处于劣势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品牌信息传播策略的差异上。国际品牌市场定位明确,品牌形象和品牌文化鲜明,并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而国内化妆品企业在品牌塑造过程中市场定位不清晰,没有制定系统科学的品牌传播策略。国内化妆品品牌传播现状制约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品牌信息传播策略是国内化妆品在品牌传播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挖掘数实融合新动能——数字化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正>实体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实体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场景和实效,但共同的愿景是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何谓数字化?数字化是指将信息转换为数字信号,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处理、传输和存储的过程,其内容包括技术体系、基本场景、应用生态等。数字化技术包括数据采集、     

数字经济中劳动样态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激荡起劳动样态数字化改造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中全要素数字化作为新生变量赋予了劳动新的样态特征,呈现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革、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组、劳动环境的数字化演变及劳动行为的数字化趋向。同时,数字技术与劳动的深度融合也带来劳动生命性、主体性和交互性同数字平台、数字算法和数字鸿沟之间的矛盾问题。但从劳动自由角度而言,数字技术的出现是为了将人从繁重、苦闷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真正追寻更具创造性、想象力的劳动状态。因此,合理引导劳动的数字化变革应从提升劳动主体的数字素养、完善劳动数字化的政策规范、引导数字逻辑同人的逻辑相适应出发,进而巩固和发展数字经济。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基于信息披露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策号召、适应行业竞争的必由之路。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的信息披露与企业竞争力并未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信息与财务信息均存在异常披露行为。第二,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二维视角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模式,发现在“言行一致”的披露模式下,企业数字化相关信息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主要通过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程度的路径实现;而“多言寡行”的策略性披露会增加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进行规范和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知识结构与演化路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2011—2022年1320篇研究成果为样本,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以及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2011—2018年为起步阶段、2018—2020年为逐步上升阶段、2020—2022年为高速增长阶段,但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广泛密切的合作。现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多与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以及制造业等关键词结合研究,引用该主题频次较高的期刊具有一定权威性与知名度。在未来,学术界应进一步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实体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研究。     

平台经济金融化与金融风险治理研究

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背景下，平台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平台经济较传统经济在组织分工模式、资本积累模式、全球化扩张模式三个方面发生深刻变革，并蕴含走向金融化的内在趋势。在此金融化过程中，平台经济表现出的金融过度创新、混业经营、监管脱敏、数字技术创新等特征导致局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使金融风险更趋复杂化和隐蔽化，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难度。针对平台经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建议从明晰“科技”与“金融”业务边界，结合“主动”与“被动”监管举措，坚持“规范”与“发展”监管理念三个方面着手，引导平台经济真正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中国经济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珠三角企业原创品牌的发展演化历程

珠三角企业原创品牌对广东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分析和总结了珠三角企业发展原创品牌的四个具有明显转折点的阶段,即无品牌意识阶段、原创品牌萌芽阶段、原创品牌经营意识阶段和原创品牌国际化酝酿时期,梳理了珠三角企业原创品牌的发展脉络,以期透过各阶段的原创品牌发展情况,探视其背后的品牌经济特征.原创品牌的可持续发展,是珠三角企业升级、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

本文首先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以及数字化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解构数字经济，辨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及经济增长的机制。其次，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与宏观社会经济运行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主要途径。最后，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导入、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联通、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数字平台企业的扶持与规制、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与调控、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的破除、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等方面引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通过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     

如何驱动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 ——基于技术可供性视角的机制与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化创新逐渐成为智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本研究以2016-2021年间380家智能制造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技术可供性视角出发，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系统探讨了技术、行为主体和情境三个层面对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资源、首席信息官与区域数字经济环境为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数字化资源、首席信息官及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数字化创新方面的赋能效果对国有、高吸收能力的智能制造企业更为显著；（3）区域数字经济环境的优化有助于首席信息官与信息技术在交互中发挥最大的数字化创新效能。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挑战与发展对策

数字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发展迅速的数字技术大力推动了数字服务贸易的萌芽与发展。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具有良好的发展形势,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显著,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我国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核心技术与数字化人才,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不强;数字服务贸易的规则尚待订立,现阶段仍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数字贸易规则;数字服务贸易统计与监管体系也有待完善,需进一步加强建设数据安全保障设施。针对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现状,需要在监管体系的完善、竞争力的提升以及贸易规则的制定等方面给予重视。     

数字化能力对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提升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的深入推进加速了市场生态的复杂多变，面对高频创新和激烈竞争的动态环境，平台型电商企业如何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已成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探讨数字化能力对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基于608份平台型电商企业的调查问卷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力能够对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链协同在数字化能力与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价值共创意愿正向调节数字化能力、供应链协同与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表明，培育数字化能力能够增强平台型电商企业的抗冲击能力，打造供应链协同平台和提升创新主体价值共创意愿增强其适应学习能力，进而提升其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     

数字经济驱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机制、模式与路径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系统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并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数字经济不仅通过基础设施的要素供给和工具支撑驱动大中小企业信息联通，还通过数字场景营造的机会创造以及促进合作的生态构建来驱动大中小企业有效融通，形成数字赋能大中小企业的平台融通、链主牵引下的产业链融通，以及以创新创业为特征的生态融通等典型融通模式。针对大中小企业融通意愿不强、动力不足、模式不清晰等现实问题，需要畅通数据联通渠道、发挥大企业的牵引作用、提高中小企业主动融通的意愿，并构建保障大中小企业有效融通的长效机制。建议进一步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融通平台建设，优先关注重点产业的融通发展，支持数字融通载体建设，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