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供应链安全——基于多元化和本土化视角

本文探究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促进企业供应链多元化和本土化提升企业供应链安全水平。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进口成本显著提升了企业供应链的多元化水平；其对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存在“U”型影响，即当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时，其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种类提高了企业供应链的对外依赖度，但从长期来看，贸易便利化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提升了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程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此外，企业所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以及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会对贸易便利化与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认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数字贸易是否驱动了外贸高质量发展——兼论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数字贸易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利用2013—2020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面板数据,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贸易驱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能够显著正向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且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差异,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这种影响比中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上看,科技创新是数字贸易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渠道,数字贸易可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有效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分别从均衡协调、绿色可持续、创新、开放等层面提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行为视角的贸易伙伴国进口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进口贸易便利化视角,选取进口文件、进口时间及进口成本3个指标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体系,并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此外,基于分区域改进引力模型回归结果,选取贸易伙伴国进口成本指标设计两套方案检验贸易伙伴国进口便利化改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便利化水平改善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当贸易伙伴国进口成本分别降至区域平均水平与最低水平时,中国的出口总量将分别增加1,963.7亿美元与11,431.06亿美元。     

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

选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以5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衡量和测算,并构建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和金砖国家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所选定的变量中,贸易便利化水平对金砖国家间的贸易流量发生的影响最为显著。但金砖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偏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金砖国家应充分认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流量的增长。     

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运用2010—2017年ADB-MRIO数据库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14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并实证检验了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提升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其影响路径表现为缩短后向联系的生产链长度来实现;第二,贸易便利化的4个细分指标均表明提升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中又以口岸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第三,提升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促进中国中低技术层次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作用明显。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深度和广度的影响——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从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的维度,使用2008—201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8个贸易对象国的面板数据,基于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现状以及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情况的分析,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别实证分析了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深度和广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深度将增加1.111%,农产品的出口广度将增加0.431%;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到提升,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额、扩大中国农产品的市场份额,还能改善中国农产品的出口结构、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多样化水平。     

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够显著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贸易经济韧性。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和贸易经济韧性水平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及贸易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     

贸易便利化、国际生产分割与出口价值构成

贸易便利化降低生产分割与贸易成本,促进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工与贸易,同时改变了出口的价值构成。文章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影响国际生产分割和出口价值构成的理论机制,并在双边产业层面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价值构成的影响,主要结论有: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本国附加值率的基本影响为负;当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过度外包的生产环节回流,即贸易便利化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U"型效应;贸易便利化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贸易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影响国际生产分割的参与度和参与位置影响出口价值构成。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欧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2—2020年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进行测算,并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欧元区各国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多数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与各国的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海关管理、技术应用和政府监管有密切联系。（2）贸易便利化、是否开通中欧班列是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欧元区国家的总人口抑制了中国对其出口贸易。（3）主要是物流基础和技术应用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便利化对中间品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与新加坡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及改进对策

近年来,中国各个自贸试验区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措施。但相对于新加坡这样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由于受到两国基础不同、国情不同以及经济外向度不同的影响,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还存在制度与监管差异、科技转化与实用差异、基础设施差异以及服务观念差异。中国应积极借鉴新加坡经验,进一步提速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建设、加强科技信息技术运用、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服务理念转变,不断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东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保护主义思潮蔓延,国际关系紧张且僵化,给中国的出口环境带来了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加强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成为一种重要途径。本文以2010—2019年东南亚国家数据为基础,构建用于衡量东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研究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东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许多国家亟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其次,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的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东南亚各国的地理位置与中国对进口国的汇率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最后,将中国向东南亚七国出口的商品按BEC分类分成了七个行业,发现贸易便利化对BEC3类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沿边口岸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产业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沿边地级市与县级市层面数据与海关数据，考察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口岸城市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有利地促进了产业发展，并且通过进出口贸易额的调节效应提升了产业发展水平。此外，营商环境、规制环境、口岸效率和交通基础等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都显著为正，因此，贸易便利化应当成为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最后，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该结论的可靠性。     

贸易便利化能否通过贸易创造促进省际贸易——来自中国贸易便利化调研的证据

本文使用能够由企业判断反馈的、具有省域区分度的变量,通过问卷调查测度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开埠通商历史作为工具变量,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视角,用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各省份国际贸易和省际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在控制关税等因素的情况下,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大幅提升我国各省份的对外贸易;不同地区贸易便利化作用的差异也揭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效果;虽然贸易便利化会带来贸易转移效应,短期抑制省际贸易,但是它能够通过国际贸易促进省际贸易,从而提高国内经济相互融合的水平。     

贸易便利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

文章通过测度2005-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研究我国各区域贸易便利化对FDI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引资效果更好。而且贸易便利化对FDI发挥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对邻近地区FDI发挥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贸易便利化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各维度呈现差异化引资效果。门槛检验表明：金融发展在贸易便利化促进FDI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并购如何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基于知识宽度和创新效率的分析

使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并购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企业数字并购行为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并购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通过PSM-DID和控制函数法对自选择偏差、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加以控制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并购可以通过拓广企业知识宽度和提升创新效率来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调节效应显示，知识吸收能力和资源冗余均会加强数字并购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家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以及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