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问题探讨——基于"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大量社会中介组织在促进市场交易、推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提供了可能和思路。“中介”所奉行的社会机制已逐渐成为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之外的又一基本社会工具。然而,我们也看到社会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体制不顺、法律滞后、管理混乱、执业质量差、信用程度低、权力寻租等等问题,这将严重影响着其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本文拟就“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成因、规范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建议,作出基本分析与理论探讨。     

国外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实践

作为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介组织已成为市场经济中社会事务管理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识.国外政府在引导、扶持、规范、推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从国外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市场化的运作与推动、立法的促进与规制等方面进行探讨,寻求国外在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实践中的基本经验.     

面向产业共性知识生产的技术中介案例分析

由于技术中介组织的社会功能是从事知识生产、知识转移活动,因此可将技术中介组织分为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知识转移类技术中介。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德国弗劳霍恩应用研究促进会为案例,分析了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组织在社会知识活动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总结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组织的经验,为我国知识生产类技术中介组织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思考

直到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针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转变政府职能,扎扎实实开展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工作,理顺政府、中介组织和社会之间的职能分工;加强制度建设,尽快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营造透明的法治环境;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鼓励和支持民营中介组织的发展。     

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入世要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所引致的对社会中介组织的需求，是哪些因素制约了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在调查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值得特别关注。     

中国入世与中介服务业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市场中介组织是否发达以及规范程度如何,是标志着这个国家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成熟程度。因此,剖析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状况,有助于了解在加入WTO的大趋势下,我国现行的市场化水准。1入世给中介服务业迎来新的发展空间11中介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中介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物与物交换的社会不需要中介组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介组织也发展不起来,所以,中介组织是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壮大。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越需要发达的中介组织与其相配套。入世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将对中介组织与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形…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监管模式探究

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赋予了社会中介组织重要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体制不顺、监管不力、信用欠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有社会中介组织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性根源.本文针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分析社会中介组织监管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改进社会中介组织监管方式的政策建议:以打破“依附关系”为核心,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监管体系；以落实责任为根本,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准入、运行、退出时的监管制度；以健全行政措施为手段,完善社会中介组织日常监督制约机制.     

加强党对社会中介组织领导的思考

对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实现社会的良序治理而言,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是一个重要的方向.科学地确定社会中介组织中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创新工作方式,是加强和改善党的的领导,促进社会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保证.     

新形势下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竞争策略选择

结构性就业矛盾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点,也是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必须面对的新的就业形势,也对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力资源中介组织要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以社会价值为重,用好差异性战略,突出特色服务等方面着力进行创新。     

欧盟发达国家行业中介组织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特点及其启示

行业中介组织是指在经济领域内,介于政府、企业之间的,并为其服务、沟通、监督、协调的社会组织。欧盟发达国家行业中介组织历史悠久,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社会定位,并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着多种重要职能和作用。现阶段我国行业中介组织虽然在数量上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体制原因尚未形成完善的运作机制,而且职能也十分有限。我国应该充分借鉴欧盟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行业中介组织建设,在入世后的新环境下充分发挥行业中介组织的保护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社会管理中可以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杭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表明,它们在社会资本、制度设计与技术平台方面具有较好的协同动因,并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同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为社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制度环境,而社区社会组织则需要提高自身能力,拓宽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协同领域,并且创新协同方式。     

情理社会中非营利组织诚信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的变迁,社会信任和诚信危机逐步成为社会的焦点。非营利组织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有别于企业和政府,在交织着关系网络的社会环境中,其诚信问题已然成为组织能否存续和发展的关键,因而,研究非营利组织的诚信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部民营组织发展的“润滑机制”和社会基础

在西部民营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市场体系的"润滑机制"和社会基础深刻影响着组织变迁进程。"润滑机制"的实体内容是市场中介组织,表现为信息服务体系、要素供给组织、销售网络;西部地区的社会基础包括二元结构的社会文化和市场经济道德基础。它们共同决定着市场组织的交易费用,影响着市场组织的发展程度。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与社会捐赠:一个博弈分析

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提高自身持续发展能力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是其目标之所在。实现这一目标,非营利组织必须建立一个固定的社会捐赠群体来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通过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非营利组织在管理和运作中只有充分披露所接收的社会捐赠款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才能满足捐赠人的信息需求并使其享受到捐赠行为所带来的效用,进而采取进一步捐赠行动,非营利组织也由此提高其社会公信力,并能持续地获得资金来源。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年龄越大、单身、有除工作外的其它收入来源、有宗教信仰、担任管理人员、职业变动越少、越乐观、对生活或工作的满意度越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次,日常所讲语言不是其所在城市最通行语言、在出现经济困难时得到过街坊邻居、居委会或街道办的帮助、在本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在18岁之前就居住在本市、出生地在本省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第三,对政府、媒体、消费者协会的评价越高以及对工会组织评价越低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此外,居民的各种信任分布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我们的研究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信任发展视角: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稳定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     

ISO 26000风险及中国应对策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社会责任指南》标准,把企业社会责任拓展到了组织社会责任,涉及了人权、劳工权益、国际行为准则、政府治理、国际公约及协定等敏感问题,被认为会对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组织产生负面影响,乃至遭遇风险。论文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应对ISO 26000风险的策略,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四个方面的系统风险消减策略和治理、经济、技术、素质等四个方面的组织能力建设策略。主要结论是：要求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促进组织效益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社会发展模式的改良具有积极意义。组织应该根据各自具体情况与发展阶段,采取上述社会责任应对策略,有效地应对及避免ISO 26000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风险。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s,networks, and markets

“Entrepreneurs” in economic theory are like supermen. Organizers of real world organizations are far less dramatic, playing roles that defy simple unimotivational characterizations. Likewise, “firms” in economic theory are simple black boxes from which come profit maximization assumptions. Real world organizations are much more complex in type, function, and structure. The usual economic distinctions between for-profit businesses,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 bureaus are often quite inaccurate or misleading. Eve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developed by Ronald Coase ignore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te category of networks.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let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ole of organizers, organizations, networks, and markets. It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alternative presented here incorporates the basic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of Buchanan and Tullock,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f Williamson, and the informational concepts of Hayek. It also introduces the very important notion of correct agency identification for social analysis and what is called “social human capital”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teams. Organizers, at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organize new organizations when an organizer or group of organizers perceive a way to pursue their goals and objectives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organizations than through the next best way of pursuing those goals and objectives. It is as simple and complicated as that.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社会服务组织与公民社会——以爱德基金会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

本文试图通过两个个案,爱德基金会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社会服务组织的现状作一描述,对该类组织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作者首先对公民社会的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下的讨论作一简要梳理。而后结合作者从田野调查获得的个案资料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此类具有信仰基础的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满足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让我们对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运作模式有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的界定和认识：即一种“非抗争性的合作模式”（或称“伙伴关系模式”）。     

厦门市非营利组织发展探讨

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在全面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背景下,深入研讨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是有必要的。厦门在区域发展中拥有许多优势,厦门应当进一步发挥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推动全国区域合作平台的建设。通过分析厦门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厦门非营利组织发展,力求能为促进厦门经济发展,推动海峡经济繁荣起到一定作用。     

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在“绿色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已在环境保护事业中占据一席之地。目前,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普遍存在人才队伍短缺、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而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以中国代表性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专业人才培养意义、主要工作、缺失原因及培养对策进行探讨和归纳,从现阶段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自身视角构建了专业人才培养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