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发展正在对乡村农户生计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以英国海外发展部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采用田野调查等多种方法,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旅游影响下乡村聚落农户生计问题.研究发现:旅游业正深刻改变着乡村聚落均质化的农户生计模式,使得农户生计模式发生分层和空间极化,并形成旅游主导型和兼业型两种生计模式.对生计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比较,发现旅游主导型“专业化”生计模式远远好于非旅游农户兼业化的“多元化”生计模式.“生存型”生计和“发展型”生计模式的对比研究,对于建设小康阶段乡村农户就业和发展选择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新冠疫情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为例

新冠疫情对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对生计方式由农业向旅游服务业转型的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以三清山风景区的银湖湾安置区为例,分析了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提出了增强农户生计抗风险能力的若干对策。研究发现：（1）易地搬迁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搬迁后,总体上农户生计资本有所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加明显,自然资本则直接被旅游资本所替代,由此引起相对于旅游业经营而言人力资本的减少;（2）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重创直接影响到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的生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面广、影响程度深、潜在影响明显;（3）失地、依赖旅游业、组织化程度低、安置后管委会角色退出等形成了安置区农户生计所处的特定情境,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与此特定情境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可为其他类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疫情影响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增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提供指导。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兼论区位条件的生计资本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旅游转型与空间地理位置存在关联，旅游环境下区位条件已成为农户生计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遵循顺序解说型设计，该研究采用逻辑回归评估区位条件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并通过质性分析探究区位条件对生计发展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分化类型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生计旅游化程度随农户与景区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化转型具有显著影响；（2）既靠近景区又靠近公路的住宅具有旅游经营优势，优势区位助推农户发展形成旅游经营生计，且住宅区位已呈现资本化，成为旅游经营生计中需要投入的资本要素；（3）住宅区位资本形成源于农户住宅的功能转换及外部辐射增值，游客在空间上的集聚及扩散决定了住宅位置的消费市场可达性，形成住宅区位的资本交换与极差地租；（4）景区对邻近社区具有农地、人力资源依赖性，邻近社区投入资源并参与景区旅游生产，社区农户为此获得旅游发展的制度性红利，旅游参与机会及发展福利伴随制度安排的演进而变化。研究有助于认识区位条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把控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适应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与影响因素

提升家庭生计恢复能力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将文化适应力纳入家庭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和测度指标体系,选取云南大理两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生计恢复力水平及其内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受文化自信度、政策知晓度和文化拥有度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在缓冲能力、文化适应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储蓄能力、政策知晓度和文化自信度是导致案例地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3）注重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并采取多元生计策略的乡村旅游地家庭,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生计恢复能力。本研究分析了文化适应力对完善生计恢复力理论和家庭生计恢复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据此建议通过文化恢复、旅游精准治理和生计策略优化等措施提升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     

旅游生计恢复力研究进展、分析框架与案例分析

旅游波动导致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面临难题,旅游生计恢复力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议题。通过梳理旅游生计恢复力研究进展,分析生计恢复力与可持续生计途径的理论关联,本文创新性地将可持续生计与生计恢复力相融合,把文化适应力作为生计恢复力的重要内容,构建了具有多层视角和动态特征的旅游生计恢复力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云南大理村落案例对旅游生计恢复力的文化适应、影响因素和协同治理进行了分析。本研究拓展了可持续生计理论视域,完善了旅游生计恢复力理论体系,指出未来应加强旅游生计恢复力测度方法、多层次案例对比、演化机制和协同治理研究。     

社区居民生计模式变迁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与社区居民生计的耦合是认识人类社会-陆地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一种新视角.文章以大连金石滩为例,采用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过去20年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变化与当地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度假区当地社区土地利用的规模、结构和效益与当地社区生计模式中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总体看,土地仍然是决定当地社区生计的决定因素.这种变化从生产性要素(农业生产)向非生产性要素转变(房租出租或价值提升).在过去20年,金石滩土地利用-生计模式的耦合协调程度尚处于可接受状态,维持均衡,但仍存在较大的可优化空间.基于此,该文认为,旅游度假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居民生计资本配置方式,从而实现旅游度假区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脆弱性及其评估框架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借鉴社会-生态系统及其脆弱性相关理论,探索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秦岭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的测度与解释.从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结合的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参与式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在农户生计分类的基础上,测度以农户为基础的局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度,厘清不同类型农户和景区脆弱性的影响机理.以农户适应性为切入点,提出实践对策与建议,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研究表明:(1)以旅游生计和综合生计型为主的农户较传统生计型(务工/农)农户脆弱性降低.局域脆弱性空间差异不大,但结构性差异显著,其中,社区共管类景区脆弱性明显较其他景区低.(2)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家庭物质资产种类、旅游收入、贷款资助机会、区域优势度、技能培训等成为影响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因素.(3)自然资本缺失、适应力资本分异、企业经济理性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进一步增加了人地系统脆弱性,而农户认知、社会资本建设以及社区共管模式有利于提升系统应对风险能力,减缓或降低系统脆弱性.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以哈尼梯田为例

农户生计多样化与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旅游发展被认为是弥合二者关系的有效路径。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问题的研究,可从实践层面揭示旅游发展环境下农户生计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文章基于元阳县12个村寨401家农户的研究表明:(1)劳动力就业呈现非农化转移,农户生计由此分化形成务农主导、务工主导、均衡兼营、旅游参与、旅游主导5种发展类型;(2)非农化发展总体上对农地保护与利用形成负面影响,对旱地的利用变化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上,对水梯田的利用变化则表现在弃耕撂荒、农地流转、劳动力投入等多个方面;(3)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改变存在差异,生计旅游化转型的农户其传统农业生产维持不及留守务农农户,劳动力投入与省工性的物质要素投入行为改变明显,但在农地保有与劳动力投入方面优于外出务工农户;(4)旅游的弥合效应与遗产保护学界的理论构想存在差异,研究区弥合效应仅在旅游从业农户群体中有所体现,这类农户根据旅游从业特点、遗产保护要求形成了旅游化兼业模式,生计压力之下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促成了农户兼顾传统农业生产。遗产保护须多方审视旅游的正反向效应,在遗产保护基础和前提下,维持适度旅游发展规模以保持农户多产兼业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过程与机理分析——以海口龙鳞村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在解释行动者的关联性以及行动者对发展路径生成与演化作用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文章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海口龙鳞村这一较早开发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的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龙鳞村生计路径经历了乡村旅游依托型向乡村旅游脱离型的演化过程。在区政府、村委会、合作社与村民等行动者征召下,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发展阶段的行动者网络逐步形成;然而,受规划不足、产品低端、观念落后、管理不当等因素影响,行动者异议增多并陆续退出行动者网络。在农业种植政策扶持的转换动力影响下,行动者重组形成新的行动者网络,该村迈入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发展道路。从路径依赖理论角度审视,该村生计路径的演化机理可从政策性契机诱发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生成、行动者关系嵌入助推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创造、多维结构脱嵌使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陷入负向锁定、理性收益决策解锁推动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路径发展4个层面解读。该研究突破了以往多着眼于旅游系统自身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研究视域,能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优化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生计路径探寻提供实践启示。     

生计资本视角下大都市近郊区农民旅游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乡村旅游是农民创业的热点行业，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旅游山村莲花池村为例，利用半结构式访谈及田野调研资料，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了农民旅游创业的行动逻辑及影响因素，建立了创业者特征、创业条件以及创业环境3个主范畴下农民旅游创业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是否旅游创业、是否存续的角度，讨论了农民旅游创业因素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农民旅游创业决策模型分为创业者与创业条件两个维度。其中，创业条件包括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2）农民旅游创业存在女性化、年轻化趋向，家庭劳动能力、道路便捷性是进行创业的先决条件，家庭社交支出、创业者周围人群以及区域大环境是创业存续的促进条件；（3）农民旅游创业主导因素由个体因素转为外部社会化因素。     

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对周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发展是国家公园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与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重要体现,周边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旅游发展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一,其生活质量影响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居民调查数据,探讨了处于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等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差异显著,居民生活质量随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演进而提升的现象具有滞后效应;（2）居民生计资本对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差异性;（3）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处于主导地位。     

乡村旅游地农户福祉评价实证研究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影响农户福祉水平的重要因素。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方式,运用标准化合成福祉指数结合质性编码探讨皖南“川藏线”旅游发展后农户福祉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福祉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精神需求、健康与安全需求和基本物质需求,且各维度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旅游影响下,研究区域农户福祉水平在生计类型、群体和区域上存在差异,生计类型上表现为旅游主导型>个体经营主导型>外出务工型>农业主导型;群体上表现为参与旅游经营农户>非参与者;区域上青龙乡>蔡村镇>汀溪乡>方塘乡。经济、交通和主观感知是影响皖南“川藏线”农户福祉差异的主要因素,且这一过程存在交互作用。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成长模式研究——以金寨县为例

旅游引发的自然、社会、物质和人力资本等流量与流向的变化,关系着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轨迹和可持续状态。基于循环经济相关理论,尝试构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五流”分析框架,以金寨县为案例地,使用PCA-OWA方法,分析2008—2019年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资本变化、成长阶段及成长模式,并对其演化轨迹进行情景模拟。结果表明：（1）旅游业通过直接影响人口流动、商品和服务流动、信息流动以及各种资源消耗等“流”因素,使得金寨县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逐步增加,但社会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本消耗较为明显;（2）12年间金寨县社会-生态系统呈现逐步好转的态势,其成长可划分为2008—2011年低水平匀速增长及2012—2019年快速成长2个阶段;（3）外生模式是金寨县目前持续的运行状态,未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断优化下有可能进入内生模式。随着旅游活动的扰动增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关系更加复杂,深入探究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成长的内在机理,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我国旅游业创业者胜任素质特征研究

文章以旅游行业创业者为研究对象,首先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归纳创业者胜任素质项目,构建旅游行业创业者胜任素质特征模型,然后通过定量方法（探索性因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旅游行业创业者胜任素质由4个维度构成,即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4个维度具有区分效度与聚合效度,且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影响作用最大。据此,文章提出了相关建议。     

台湾旅游人力资源发展政策转变之探讨

旅游产业由于政策推动及内部旅游需求增加而成长快速,从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人力资源培养的问题也迫在眉睫.本研究以台湾地区为例,检视台湾当局旅游发展政策的转变及其对旅游人力资源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1)台湾旅游政策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教化转为经济功能、劳动力再生产及产业升级为取向;(2)台湾旅游产业的人力资本培养是由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形,以市场规范和国际服务品质为主要考量.建议未来台湾的旅游人力资本发展策略不应只局限于高品质的旅游人力培育,而应重视辅导一级产业人员转型及对小型企业的扶植.     

中国休闲渔业研究进展回顾与启示——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休闲渔业是传统渔业和旅游休闲产业结合的产物,是旅游研究的分支,其在创新旅游发展方式、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知网数据库核心期刊、CSSCI和CSCD中休闲渔业研究的文献为数据来源,利用Citespace计量并绘制相关知识图谱。分析发现,中国休闲渔业研究发展经历了起步探索和上升发展2个阶段,现已形成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局面,研究架构基本建立。发展路径研究在休闲渔业研究内容体系中占较大比重,而休闲渔业概念内涵、资源分类及评价、产品形式、发展效益、营销管理也是学者们涉猎的领域。最后,结合实际背景为中国休闲渔业研究提出5点启示：持续建构理论体系、结合国家战略政策、聚焦“人-渔”关系、关注休闲渔业绿色低碳视角、将发展性议题研究作为主线,以期推动休闲渔业理论体系更新,从而为休闲渔业政策制定和产业现代化提供更好的经验支持。     

中国旅游业发展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吗?

以往文献往往忽视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性而单独探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文将“资源诅咒”和“资源福祉”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利用2003-2013年188个优秀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动态地考察了旅游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最后将这些城市分为旅游起飞城市、旅游福祉城市、旅游诅咒城市3类.结果发现:(1)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呈“倒N”形关系;(2)旅游发展通过抑制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带来负向中介效应,而通过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水平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中介效应;(3)科技投入、政府干预负向调节着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4)“旅游地荷兰病”现象在中国并不存在;(5)旅游资源福祉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少数城市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     

旅游社区恢复力研究:源起、现状与展望

随着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社会经济的急速转型,恢复力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社区恢复力开始成为理解社区应对环境和社会变化的重要理论框架.旅游业是旅游目的地社区的重要经济来源,是提升社区生计的重要方式,深入理解旅游社区恢复力已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方向.作为旅游研究的前沿领域,旅游社区恢复力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文章对涉及旅游社区恢复力研究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从研究缘起、理论框架、影响因素、测度方法、恢复力思维下的旅游影响研究以及管理体制角度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该领域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期望能够为国内旅游社区恢复力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殊途”？——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组态路径分析

乡村旅游产业进化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借鉴经济进化论和现代资源观理论，通过自上而下的理论演绎构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过程模式；采用文本分析法与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的资源要素，探索产业进化组态路径。基于广西龙脊梯田景区61家旅游企业研究发现：（1）在多种组织资源持续交互作用下，乡村旅游产业呈现“自由演化-市场选择-实现进化”的螺旋式进化趋势；（2）组织学习能力、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联盟、正式制度、创业环境6要素构成5条组态路径，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3）组织学习能力是所有组态路径的核心要素，知识联盟对初始资源劣势型乡村旅游小企业不可或缺，合理配置资源是进化的关键。研究结论揭示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进化的复杂因果本质，具有积极的实践借鉴和理论价值。     

中国各省的旅游增长方式“因地制宜”吗?——中国省际旅游增长要素贡献与旅游资源比较优势研究

文章通过扩展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而构建包含旅游资源要素的旅游业增长模型,通过选取14类世界级、国家级旅游资源,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各类资源的价值权重,测算出全国和各省历年的旅游资源综合指标.对各省旅游增长的因素分析发现,各省旅游增长方式可分为资本驱动型、劳动驱动型、旅游资源驱动型以及多要素组合驱动型等7类.其中,旅游资源驱动型省份主要位于西部地区,资本贡献大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为考察各省旅游增长方式是否“因地制宜”,文章构造并测算了反映旅游资源相对禀赋的比较优势指标,将各省划分为旅游资源禀赋高、偏高、偏低、低4类.以旅游经济增长的旅游资源贡献率和旅游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全国排序的差值,衡量各省旅游资源利用与其旅游资源禀赋的适宜性,将各省划分为旅游资源依赖过度型、旅游资源开发过度型和旅游资源利用合理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省旅游经济增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