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集聚发展变化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以陕西为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建立区域性质的金融中心已经成为许多大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一。本文分析了1978年以来全国金融集聚的动态发展变化,考察陕西金融集聚的动态发展,应用陕西的数据对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空间经济差异分析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可以对京津冀地区的空间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从空间差异逐步转向空间集聚。京津冀地区经济水平高值以京津两市为中心,逐渐集中。与此同时,空间集聚越来越显著。北京的空间经济类型发生重大改变,由HL型空间分布地带转变为显著的HH型空间分布,形成以北京、天津、唐山为中心的主要增长极;河北省石家庄市经济优势减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空间分布变化不显著。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构建产业转移的合理机制,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实现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再集聚和分散。     

黄河流域城市群金融集聚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及生态屏障。本文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为背景,选取2005-2018年该流域内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金融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该流域内城市群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显著抑制;分城市群看,流域内城市群的传统能源产业结构占比普遍较重,金融集聚规模效应对碳排放抑制并非普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的技术效应在能源利用率提升的城市群发挥作用。本文提出了优化布局金融产业、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促进黄河全流域一体化发展与流域内差异化发展的建议。     

基于ESDA的湖南省县域商业空间集聚分析

商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商业的有效供给和需求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文章以1988～2008年湖南省空间商业数据为基础,利用ESDA方法对湖南省县域商业空间集聚的总体趋势与局部差异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商业空间全局集聚不明显,局部商业空间极化趋势显著,并且比较清晰地呈现出＂3＋5＂城市群、大湘西和湘中南三大商业空间集聚区域,长株潭和＂3＋5＂城市群日益成为湖南省商业发展的核心区域。     

我国省会城市旅游经济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基于27个省(区)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核心-边缘结构理论、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旅游空间状态、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其他区域为边缘的核心-边缘结构发育典型;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在总体趋于扩散的大趋势下,同时存在着空间集聚;边缘地区区位条件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促进了旅游业的扩散,弱化了省会城市的集聚状态,而其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仍然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空间集聚。     

浙江省流量经济集聚扩散效应研究

目前,流量经济效应问题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而流量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又是区域极化和均衡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流量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结合国内外关于流量经济的相关理论和发展方向,采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分析方法,对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流量经济水平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流量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非常显著,并主要集中在浙东北地区;工业集聚和扩散能够非常显著地促进各种要素流的发展,流量经济和工业集聚扩散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从流量经济的效果来看,流量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从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市县的发展情况来看,流量经济不仅提高了这些市县的经济水平,而且促进了它们趋于均衡发展的态势。因此,积极发展流量经济对提高区域均衡发展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吉林省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金融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支拄行业之一,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日益成为服务业的核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吉林省金融服务业呈快速增长态势,但其集聚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集聚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吉林省金融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现状.吉林省可以借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加强政策引导,打造区位优势,通过制定科学的金融业发展规划以及确定合理的金融资源空间布局来加快金融服务的发展,提升金融服务业集聚程度.     

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在Fujita、Thisse(2002)和王洪光(2007)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政府公共服务,来分析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运输成本较低,政府公共服务较完善,则产业集聚将在此地形成。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内地1999～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由于尚未达到临界条件,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但对全国及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     

豫鲁苏皖地区中小企业现状、问题及相关对策研究——以虞城县为例

豫鲁苏皖地区远离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地带,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因缺少大型的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的民营资本,所以中小企业在当地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几年来,中原经济迅速发展,以郑州、洛阳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势头迅猛.实地调研发现在豫鲁苏皖边缘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以位于豫东地区、处于豫鲁苏皖交界、远离中原经济区核心地带的虞城县为例,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虽然受到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但作用是有限的,其发展问题包括了企业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企业内部问题应由企业自身加强认识积极处理,企业外部问题则需要政府协助才能解决.     

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核心-边缘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以陕西省为例,利用核心—边缘理论研究了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及关键影响制约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西安市入境旅游规模首位度十分明显,处于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发展的核心支配地位,其他城市处于边缘地位;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呈核心集聚型,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明显;陕西省各城市资源禀赋、经济规模、航空运输条件、对外经济联系、旅游接待能力等是导致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关键影响制约因素。     

丝绸之路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演化与协同发展研究

空间网络化发展是丝绸之路城市群旅游发展的特征之一,本文以2009年、2014年及2019年为时间截面,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丝绸之路城市群27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网络结构演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丝绸之路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幅度提升,但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城市群旅游网络结构趋于成熟,网络节点的中心性存在差异;（3）网络中核心区由东向西不断扩大;（4）城市群中存在极为相似的子群,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基于此,结合各城市的资源现状与交通等情况,从点、线、面三个角度构建了“三级三轴四片区”的发展模式,以实现丝绸之路城市群旅游的协同发展。     

城市扩展过程中的波核影响及其经济学分析

城市产生的过程就是经济核通过经济波对区域内其他经济体进行辐射而发生影响的过程,经济波辐射强度的差异形成层次不同的城市个体,在受经济核影响的区域内由于距离经济核远近不同而形成不同水平的中心性影响强度,在经济波的影响下城市个体通过经济的和空间的联系形成城市体系。排除政府干预,城市外围空间的扩展过程遵循经济规则,在谋求效用最大、实现地租均衡以及边际比较中形成城市的外围扩展空间。     

集聚经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本文集中分析了聚集经济以及环境管制下的外商投资区位选择。通过在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纳入环境管制因素考察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聚集经济情况下,“污染避难所”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成立,考虑到集聚经济,外商投资与环境管制关系则呈正相关关系。因此,降低环境标准,牺牲环境换发展不是最佳选择,而需要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培育人力资本和本地FDI集聚效应以吸引更多外资进入。     

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经济聚集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活动向北京、天津和唐山组成的空间三角形区域高度聚集,而造成这种聚集特点的原因除了历史的偶然性外,还包括经济主体对外部经济效益和交易成本降低带来的更高利润的追逐,以及生产要素追逐收益的最大化。随着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和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活动向其核心地区的聚集将更加明显。     

非核心技术创新:增强上海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核心技术并非上海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突破口。上海具备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市场辐射能力,因而实施以“拿来”核心技术、研发周边技术、树立品牌形象、实行有效管理、明确发展战略和培育创新精神为主要内容的非核心技术创新战略,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增强上海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简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下构建理论、计量模型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可得性测度,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作用,且其有效空间作用范围为100公里;有效距离范围内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递增,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不同分位点的技术溢出效应亦存在明显差异,随着经济增长分位数增加,有效空间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不断增强。     

长三角旅游城市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演变

基于1998年至2006年长三角15个地级市的旅游总收入,应用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研究方法,对长三角的旅游城市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旅游城市的空间演变过程,得出结论：长三角旅游城市空间格局在总体上是均衡的,核心城市上海的首位分布虽然很高,集中的力量依然存在,但等级系统发育较好,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正逐步加强,已经形成杭州、苏州、南京二级核心城市和无锡、宁波三级核心城市。试图探索一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和阶段的定量研究方法,并尝试解释其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原因,力图拓展该理论在旅游地理学上的应用,丰富该理论本身的内涵、应用及研究方法。     

体育经济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分析

体育经济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体育产业发展中一对相互推动的基本作用力,集聚效应表现为不同体育产业间的互补效应、竞争效应与稳定效应;扩散效应是体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形成的周边式扩散、跳跃式扩散、等级式扩散以追求范围经济的过程。体育经济特殊的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发挥可以通过制度、品牌、产业、体育人才等要素实现协同发展。     

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区域比较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中国制造业的布局呈现出良好的集聚性,大多数的产业都存在集聚状态。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发展迅速,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较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程度密切相关,产业集聚在促进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因此,加快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