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进行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构建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的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建立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500户农村居民家庭的调查

本文利用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实地调查的样本数据,详细描绘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分布状况,分析了金融资产的结构及主要特征。构建家庭金融资产函数,从实证角度研究影响金融资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财产水平、家庭收入、金融借贷行为、家庭投资活动、户主专业技能、社会政治资本、家庭劳动力人数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财产积累均具有正面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存在生命周期效应。     

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首次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库,利用排序OLS模型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从实证的角度重点考察各类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及其贡献度.研究发现,各类家庭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金融资产中,无风险性金融资产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而在人口统计学的各项指标中,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另外由于年龄的差异,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实地调查的样本数据,详细描绘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分布状况,分析了金融资产的结构及主要特征,并构建家庭金融资产函数,从实证角度研究影响金融资产的因素,结果表明：财产水平、家庭收入、金融借贷行为、家庭投资活动、户主专业技能、社会政治资本、家庭劳动力人数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财产积累均具有正面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存在生命周期效应。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实证初探

本文通过对2011年CHFS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分析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总体上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趋势。此外,对微观家庭户的实证分析结果还发现,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等因素均对家庭金融风险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户主偏向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自有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诸多关注,众多研究从各种角度展开探讨,但少有文献基于城镇家庭研究。随着我国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为进一步研究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本文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为主题,对国内外前沿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据此整合影响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各类因素,归纳总结相关的实证方法,指出现有成果的不足及提出未来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若干方向性观点。     

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内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绝对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金融发展作用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投资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效应。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南京的证据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10个因素,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丰富了现有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本文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动机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相应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度量指标,构建了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决策模型。然后基于专门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实证分析

与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相比,家庭金融已经成为目前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一些因素,并基于在江苏无锡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充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对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揭示出各个影响因素的特征规律,并在对美两国居民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行为的比较中,以及资产选择去向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几条优化中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建议。     

甘肃省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受教育程度、消费水平等几个方面对影响甘肃省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优化甘肃省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结构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核心企业信用评级对供应链金融ABS发行定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2016年至2021年上半年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数据,以核心企业信用评级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在控制核心企业特征和债券特征等因素后,研究核心企业信用评级对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并采用OLS法和2SLS法对上述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和内生性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核心企业信用评级显著地降低了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利差;债项评级、核心企业财务状况均对此类证券化产品发行定价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供应链金融ABS市场投资者提供参考信息,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推动我国评级市场发展的建议。     

教育异质婚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作为婚姻选择中考察的重要因素,男女双方的教育差距可能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异质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异质婚抑制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教育异质婚通过削减家庭社会网络、降低户主幸福感抑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对于城镇家庭、有房家庭和拥有更高教育背景的家庭来说,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受教育异质婚的抑制作用更强烈。但是,在不同模式的异质婚之间,以及低等教育同质婚与不同模式异质婚之间,家庭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区域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贵州省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不足,其中货币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最大——货币资产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且几乎构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全部金融因素。其中,货币资产对实体经济中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远远超过对第一产业的影响。由此提出协调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注重金融资产对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的支持的三条建议,来达到促进金融资产结构协调发展、加快经济增长步伐的最终目的。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金融素养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金融的不同维度展开分析,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有积极作用,其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够影响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但其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深度的正向影响较大,而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广度的积极效应更强,并且对于青年户主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从中介机制分析的结果来看,数字金融可通过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来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加强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培育正确投资理财意识、努力提升数字金融素养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