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精准扶贫创新实践的典型案例研究

完善的金融机制是消除贫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农村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期的临近,金融机制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一些地区已陆续推出具有创新性、典型性的扶贫金融机制和模式,并取得了相应的扶贫效果,为全国层面的农村扶贫金融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论文基于农村精准扶贫现实背景,通过研究广东清远、重庆及贵州赤水金融扶贫创新模式,深入分析地方案例累积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创新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线分析及贫困规模测算

贫困线是测量贫困人口、监测贫困范围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基础。我国政府在1986年实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首次建立了农村贫困线制度。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1985-2012年扶贫线,及其收入替代率和消费替代率,并运用世界银行开发的POVCAL软件,以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作为贫困线测算我国2005-2011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经过分析,认为我国1985-2007年的扶贫线仅仅是维持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线,2011年新扶贫标准体现了我国扶贫理念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并认为把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作为我国当前的贫困线是可行的选择。     

东南亚国家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贫困是阻碍发展和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金融扶贫是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借助金融扶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反贫困方法。本文考察了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状况,对各国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的共性和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各国农村扶贫信贷制度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给出了有关创新的政策启示。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农村扶贫发展策略研究

我国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扶贫攻坚计划多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和促进,采取了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等多种方式。这些扶贫策略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为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脱贫,还需要关注社会政策在农村扶贫中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在农村扶贫中发挥社会政策作用的原则,如增加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综合使用传统维持型社会政策和发展型救助社会政策等,分析了在农村扶贫中发挥社会政策作用的策略,如建立系统的社会扶贫体系、加强和完善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工作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果分析

利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和贫困的影响,并运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分析农村低保制度对劳动力供给和减贫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低保制度会减少劳动供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迁移式扶贫政策和农民市民化政策的引导下,农村低保制度会促进劳动供给;农村低保支出对农村的减贫效果较差,产生"负向激励效应",虽然能够缩小农村贫困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此外,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制度并不是减贫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才是减贫的主要动因。农村低保制度要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功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提高农村低保制度的减贫效率。     

我国产业扶贫政策效应研究

我国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人均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收入结构的作用出现了分化,显著地促进了财产性收入,但是对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效应却不显著,对工资性收入则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产业扶贫政策对五保户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效应要弱于一般农户,但是产业扶贫对边缘贫困农户的影响效果没有对深度贫困农户的影响效果显著.因此,我国...     

农村金融治理农户脆弱性贫困实证研究——来自CHNS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CHNS农户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治理农户脆弱性贫困的现状。研究发现持续性贫困农户信贷需求低于脆弱性贫困农户;农户金融资本与财政扶贫资金(社会资本)对脆弱性贫困农户收入的直接协同效应小于(大于)间接协同效用;对负向冲击的直接平滑作用大于间接平滑作用,直接平滑作用的大小顺序:教育年限、身体健康和自然灾害。于此,提出了农村金融体系扶贫目标识别制度、优化农村扶贫信贷结构、农村金融机构社会功能转移等政策建议。     

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与路径优化

作为防范和化解疾病风险的重要手段,医疗保险扶贫已成为当前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3—2017年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政策中,提高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和住院报销比例对增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和贫困户脱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提高门诊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提升封顶线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现象。对此,本文建议: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应在进一步提高住院报销比例和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的基础上,逐步提高门诊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以及提高封顶线;按照相对贫困标准将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户纳入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保障范围;做好农村地区医疗保障的配套服务。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效应与扶贫机制设计

我国农村贫困居民的收入结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总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灾害影响,通过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机制,便可以解决由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问题。与传统扶贫模式相比,农业保险扶贫可以杜绝扶贫资金被贪污挪用的情况,可以根据不同个体实际损失进行差异化经济补偿,这种扶贫模式比按人数平均分配扶贫资金的传统模式更具公平与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保险扶贫还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和福利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放大扶贫资金的政策效果,还能够激励农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基于此,建议政府部门着手制定并完善农业保险扶贫的顶层设计,将部分传统扶贫资金用于为贫困地区农民提供更高保障水平的农业保险服务,以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效应。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扶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位徘徊的现实背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1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中部地区的倒"U"型关...     

中国相对贫困线的设计:转移性支出的视角

中国在消除了绝对贫困、进行扶贫战略转型之际,可以继续分城乡或将城乡融为一体、同时在省级层面或全国层面设定相对贫困线.另外,相对贫困线可以设为收入中位数的60％或50％.因此中国在设定相对贫困线时共有8种可选方案.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并使用著名的FGT指标,本文旨在估算这些方案下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以及消除相对贫困所需要的转移性支出,为政府进行下一轮扶贫攻坚的体制机制安排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总是最高的.城乡一体下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比城乡分开时更高,这时城镇内部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且增长缓慢;而城乡分开时,城镇内部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且上升较快.如果完全依靠公共资源消除相对贫困,城乡一体下需要的总转移性支出要比城乡分开的高,这时城镇需要的转移性支出较小;而城乡分开时,城镇需要的转移性支出较大并超过农村.本文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在减贫战略转向相对贫困的初期可以在省级层面分城乡使用较低的、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将来可以过渡到城乡一体的和更高的相对贫困线.同时,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市民化进程.     

三十年财政扶贫政策回顾与展望

财政扶贫政策是党和政府扶贫开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扶贫开发方针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过去三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中,财政扶贫政策的不断完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为减缓和消除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绝对贫困已全部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日渐突出,已成为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减贫的主要目标。金融素养是影响行为主体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基于农户居民的金融素养与多维贫困测度,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的影响与作用路径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通过推动农户创业、提高农户风险认知、降低农业信贷约束、提升商业保险参与度能有效治理农村相对贫困,提升金融素养是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南疆地区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个地州市的调查数据

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主要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三者的影响。本文将农村老年人贫困分解为收入贫困和主观贫困两个维度,采用新疆南疆地区5个地州市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体特征因素制度、家庭特征因素以及社区特征因素对南疆地区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因素及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等家庭特征因素对收入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影响;另外,所在村的经济情况较好、交通较便利的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较低。本文认为,以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为出发点,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农村地区教育状况可以有效降低农村老年的贫困发生率。     

农村金融扶贫模式优化路径研究——基于陕西地区的经验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正由绝对贫困向多维相对贫困蜕变,难度更高的贫困治理亟需农村金融扶贫模式优化升级到最佳状态。基于陕西地区的经验考察,本文在分析农村金融扶贫主要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扶贫模式具有严重的内在缺陷与显著的外在约束,并据此提出农村金融扶贫模式修复完善与高效运行的针对性优化路径,同时开出后脱贫时代农村金融扶贫模式优化治理的可选良方,进而通过更加完备与富有实效的农村金融扶贫模式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系统化治理。这不仅能为指导西部地区贫困治理安排发挥积极效应,也可为其他地区贫困治理提供可移植性的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贫困群体生活的影响——基于 CHARLS2011～2015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探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否对低收入的贫困群体的生活产生更显著的效用,从而论证该制度是否助力扶贫工作。因为养老金是收入的组成部分,而收入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因此养老金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效用可能存在差别。本文按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区分贫困与非贫困群体,基于CHARLS 2011 -2015年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指标,使用断点回归发现新农保养老金对贫困参保群体在食品消费方面产生更显著的效用,有助于扶贫工作。并使用含复杂时变效应的二元变量模型,进一步发现该效用在养老金开始发放时显现。本文结论有利于认识新农保政策对扶贫的作用,并将扶贫工作和已有的社会保险政策结合,以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携手扶贫 共创和谐——对我国贫困群体现状的分析及脱贫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造就了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但同时仍有一部分城镇及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特别是边、远、穷地区情况更为严重。较大的收入差距和贫富不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非常突出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农村及城镇贫困群体的收入，特别是如何完善扶贫方式加快脱贫步伐，使全国的贫困群体享受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是亟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贫困农户贷款难问题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农户融资是发展农村金融的关键。小额信贷在引入我国之后,因其能解决农户融资和消除贫困而得到政府的支持。然而,国内外的研究和调查显示,小额信贷逐渐偏离了贫困户。事实上,农村信用社作为目前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一直存在着放大户、垒大户、＂扶富不扶贫＂的现象。为了解决贫困农户贷不到款和贷款难的问题,本文分析制约贫困农户贷款的因素,并给出应对的措施。     

生计风险、可行能力与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基于农业扶贫的三个案例

农村贫困群体所面临的生计风险与生计脆弱性是讨论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群体能力建设议题的基础和靶向。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则涉及政府、市场与个人等诸多社会主体及其相互关系。SL、NP和SY三个欠发达村的案例分别反映出在当下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扶贫项目主导者的行为激励和行动逻辑、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政策执行者和农户之间的互动与反馈三方面的不同特点,以及形成的不同扶贫绩效。基于这三个案例之间的评估与比较,应就发展能力在时间、群体和内容维度上的扩展,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两对关系的处理,以及对政策执行者和贫困群体的激励机制的完善等议题,探索精准扶贫实践中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     

我国金融扶贫政策文本计量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扶贫开发大致经历了五大阶段,第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前,农村普遍贫困,扶贫方式以土地改革为主、物资救助为辅,还没有金融扶贫这样的概念。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大规模实施扶贫开发计划,金融扶贫政策开始萌芽并逐步完善,成为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减贫、脱贫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颁布年度、适用范畴、政策工具和执行效力四个维度,运用文本计量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扶贫政策的变迁及演进特点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金融扶贫政策可从政策框架、适用对象与考评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