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213个城市房价匹配我国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数据,分析了房价上涨与企业债务杠杆率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促进了企业杠杆率的攀升,其主要作用机制在于：一方面房价上涨通过抵押担保效应缓解了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了企业贷款融资,从而推高了企业杠杆率;另一方面房价上涨通过成本负担效应渠道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侵蚀了企业利润,从而推高了企业杠杆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房价对企业短期债务、非国有企业、高投资率企业的杠杆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分区域分步骤”调控房价、利用大数据等精准去杠杆和补杠杆等政策措施。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企业部门去杠杆又是整个杠杆去化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和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杠杆去化路径做出了相应探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分化——来自资产可逆性视角的审视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和行业出售、处置固定资产数据测算资产可逆性,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杠杆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资产可逆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关键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单位,资产可逆性渠道引起的企业杠杆分化程度增加0.29个百分点,且这一杠杆分化效应在契约环境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融资需求效应和融资供给效应是资产可逆性渠道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进一步,与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特征的对比结果显示,随着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现象不再明显,但企业杠杆的资产可逆性分化现象仍然显著。另外,本文进行了DID估计、替换性检验以及排除规模歧视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发现核心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结论对深入理解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的杠杆分化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解决“去杠杆”政策的结构优化问题。     

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及其债务风险的辩证分析

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及其潜在债务风险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我国杠杆率的历史变动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特殊原因,以及宏观和微观杠杆率之间的背离与联系。本文还对我国债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推动我国企业"去杠杆"的具体建议。本文认为,应辩证看待我国债务风险: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征和债务结构各异,高杠杆率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的必然爆发;但过高的杠杆水平可能导致经济金融环境更加复杂,从而引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对此,应对杠杆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在分子端做减法,在分母端做加法。     

多维视角下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国际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BIS公布的39个国家的居民杠杆率数据,从债务覆盖度、经济社会基本面、长期发展动力等多维视角对我国居民杠杆率水平的高低进行综合评价。我国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低位一直高速增长,至今已经处于偏高水平,但仍为监管部门"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为控制我国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要保持稳房价政策的连续性,抑制高房价与居民杠杆率的正反馈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扩大服务业供给以及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政府研发补贴与降低企业杠杆率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短期杠杆率上,而对企业长期杠杆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机制上,研发补贴对企业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均呈现U形特征;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和中等创新能力企业的杠杆率呈现U形...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结构化去杠杆的逻辑与政策建议 ——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为全面掌握我国杠杆情况,剖析杠杆的结构性特征,认清去杠杆的含义,本文构 建宏观分析架构,梳理了去杠杆逻辑,归纳总结了我国杠杆率的结构性特征及变化趋势,同 时选取部分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对杠杆率与企业经营绩效及未来成长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 验。结果表明,企业杠杆率与经营绩效之间并不是稳定的相关关系,而企业的经营发展离不开必 要的杠杆支持。去杠杆应结合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成长规律等具体分析、差异施策。     

中国杠杆率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北大核心CSSCISSCI

去杠杆问题不仅是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对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中国杠杆率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并不是全球最高,但非政府部门杠杆率却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政府、学术界等部门如此关注杠杆率问题的根源。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加杠杆帮助个人、企业去杠杆是非政府部门去杠杆的主要做法。结合政府杠杆率空间的测算表明,中国政府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中国政府仍然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非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得到缓解。     

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与“去杠杆”研究--基于青海省数据的思考

研究非金融企业负债水平,寻找债务风险的症结,并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提出债务化解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青海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做了总体判断,并结合青海实际,从行业特征、企业属性入手,解析青海省非金融企业债务的风险与特征,提出非金融企业的债务风险化解思路。     

企业去杠杆的途径及其效果研究——以H集团为例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窗口,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下大力气巩固经济恢复基础,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如何通过去杠杆,更好地适应外部经济发展环境变化,服务企业发展战略转型,显得更加重要。本文以H集团为例,从分析企业去杠杆动机入手,进一步分析其去杠杆的时机和能力,从而研究其去杠杆途径的选择和效果。研究发现,H集团去杠杆主要动机是服务企业轻资产战略转型,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和转型具备了较强的去杠杆能力,并进一步从战略层面、投融资层面、经营管理层面和分配层面分析了去杠杆途径,结果表明,企业去杠杆的效果较为显著,企业成功实现了轻资产战略转型,债务水平和债务风险显著降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企业未来发展预期较好。     

论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

并购是企业进行快速扩张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方式。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对企业并购决策至关重要,是企业并购决策的重点。本文通过对不同并购支付方式的对比分析,探讨在企业并购决策中如何选择支付方式。     

中国企业高杠杆成因及去杠杆方式研究

目前,中国企业的高杠杆、高负债限制了企业进一步融资的能力,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带来的系统风险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促使经济不断下行,进而可能引发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引导社会资本"脱虚入实"。本文首先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和企业重复产能建设、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追求GDP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等入手,剖析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其次,从直接减债、债务重组、企业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探讨企业"去杠杆"的方式;最后,从政府加杠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轮驱动、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创新融资方式以及实行差别化信贷享有权,营造健康的金融环境等方面,提出企业"去杠杆"的若干建议。     

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

结构性去杠杆要求在精准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去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而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政府和金融机构准确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提供可行思路。本文根据修正MM理论和权衡理论,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优质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对普通企业具有稳杠杆效应,而对劣质企业具有去杠杆作用。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强化数字金融监管,稳步推动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企业应提高发展质量,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选取其中的过度负债企业,实证研究了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在影响路径方面,财务风险在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对企业绩效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结构性去杠杆提供一定的启示,即企业应当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合理的资产负债比率,规避经营风险。     

我国企业债务风险分析去杠杆是否会引起企业“债务-通缩”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更深入地实施,我国的经济结构实现着结构性改革目标,而去杠杆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就目前市场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市场上一些非金融企业都出现较高的负债率,隐藏的风险越来越大,那么去杠杆的应用作用以及可能导致的影响则成为了当下诸多业内人士讨论的重点。     

企业部门债务率与经济增长波动的关系--中美两国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中美两国非金融企业去趋势后的债务率或负债率数据来检验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在所考察的时期内,美国数据未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中国2000~2014年数据则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负相关性。中国非金融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其负债率所显现的"逆周期性"与若干使用上市企业个体数据的研究结果有明显差别。这种差别不必是相互矛盾,而更可能反映了中国经济内部结构的一些问题。     

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和去杠杆方式的探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国有企业杠杆率问题更为严重,其中中央建筑企业杠杆率问题尤为突出,成为降杠杆减负债的重中之重。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问题的现状,细致剖析了高杠杆的原因,并对中央建筑企业去杠杆减负债提出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