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高管自利行为的因素

2006年1月1日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才开始。然而发展中的股权激励是否能够解决委托代理论文与信息不对称理论,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对影响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因素做了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中经理人是否持股、经理人在职年限、两职合一与高管自利行为显著负相关,而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自利行为并无显著关系,至于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所属行业、公司财务杠杆同吴育辉、吴世农(2010)研究的结果一致,与高管自利行为并无显著关系。     

股权激励业绩条件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分析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草案与强制性业绩预告，本文分析了管理层针对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发现管理层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布之前的窗口期内会做出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的业绩预告，而且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设计会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影响，当公司使用单一的业绩目标进行考核、侧重净利润考核或者未使用行业相对指标时，管理层做出的业绩预告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无论是对于股票期权还是限制性股票，管理层均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且这种行为增加了管理层最终成功行权和解锁的可能性。另外，隐形激励（在职消费）和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如相对独立的董事会、分析师的跟踪、外部审计以及监管机构的关注都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制造业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证A股的实证分析

自2006年我国正式引入股权激励机制以来,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目前,在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制造业公司数量最多,但国内针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进行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公告的股权激励草案为样本,对制造业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制人性质、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等是影响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与研发投入关系分析

以2008~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3SLS回归分析以及DID模型,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向影响;对于股权激励具体方案的分析表明,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与研发投入有弱相关关系,行权条件当中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但是相对绩效指标的使用则对于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     

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与研发投入关系分析

以2008~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3SLS回归分析以及DID模型,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向影响;对于股权激励具体方案的分析表明,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与研发投入有弱相关关系,行权条件当中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但是相对绩效指标的使用则对于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

股权激励制度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但也有缺陷。本文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制度、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方案有效期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确实会导致高管盈余管理行为,激励强度、激励模式、管理层持股和方案有效期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股票收益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之间公布股权激励预案的8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计划后,时问窗口内的累计非正常收益率的统计特征,并考虑了行业影响.我们发现经行业板块调整后的短时间窗口累计非正常收益率受到所属行业的影响,成长性高的行业的样本公司调整后的累计非正常收益率较高.全样本公司经调整后的短时间窗口累计非正常收益率显著为正,并且与授予数量负相关,与预留数量正相关,与有效期和核心技术人员授予数量关系不确定.由于管理层和投资者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会认为过多的授予数量是向激励对象输送利益.最后我们判断股权激励条件的激励约束性效果要好于有效期和授予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两个变量.     

投资者欢迎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预案内容的视角

投资者是否欢迎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方案的具体内容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本文基于中国A股数据,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于采用股票期权方式的激励方案比采用其他方式的股权激励方案的回应更为积极;投资者对于激励有效期5年以上(不含5年)的激励方案比激励有效期5年以下(不含5年)的激励方案回应更为积极;投资者对于行权业绩条件量化的股权激励方案比行权业绩条件不量化的股权激励方案的回应更为积极。本研究表明,投资者可以识别股权激励方案中内容设计的差别,并会对此产生不同的反应。     

“限薪令”能抑制国企过度投资吗?

全面推进国企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实现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完善国企薪酬制度和改善投资质量是加强国企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法对2014年出台的“限薪令”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的来看,“限薪令”政策显著抑制了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降低管理者风险偏好两条路径发挥作用;相较于竞争性国企,“限薪令”对垄断性国企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对高管以股票期权为股权激励方式,会弱化“限薪令”对国企过度投资的抑制。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进一步完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实现高管薪酬公开化与合理化,减少高管自利行为;提高对国企高管的激励水平,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合理推广股权激励方式,兼顾薪酬公平与企业效率;积极培育和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在国企中全面推广职业经理人制度,利用职业竞争提升国企高管积极性。     

创业板公司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2009年至2014年间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为样本,本文探讨创业板公司采用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与以往关于主板市场的研究结论不同,创业板公司采用股权激励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力资源需求,而非管理层权力。具体而言,高管离职率高、员工流失率高和劳动密集型公司更倾向于采用股权激励,而管理层权力与股权激励的关系在创业板公司中没有得到验证。进一步,本文通过考察股权激励方案的具体设计,包括授予条件、行权安排、有效期和业绩考核指标等因素,也发现创业板公司的股权激励设计体现出人力资源需求。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理解创业板公司的激励机制,也为监管机构指导和监督创业板公司股权激励实践提供了参考意见。     

股权激励能提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吗?

本文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股权激励行为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按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样本回归,比较分析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影响的差别,包括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作为调节变量时这种影响效果的差异。主要得出以下结论:股权激励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且激励效果存在一定的长期性;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明显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规模对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调节效应更具优势。     

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经营业绩会产生补充的提升效应吗?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后,员工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备受关注,其与高管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则一直是有待突破的迷雾。本文以2006-2017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类型的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作用并不确定,不过员工股权激励充当了有效的补救角色,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股权激励有效期较长、员工搭便车程度较低、激励员工人数较多以及企业性质为非国有企业的条件下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并充分发挥员工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提供了明确的经验证据。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非效率投资:抑制或者加剧?

本文选取2006-2013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成功的草案为初始样本,在识别和划分股权激励计划动机的基础上,首先检验分别基于激励型动机与非激励型动机的公司非效率投资是否存在差异,然后进一步研究两种非激励型股权激励恶化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相比于激励型股权激励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非激励型股权激励却加剧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不仅如此,两种非激励型动机为了实现控制人收益的获取而进一步恶化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上述结果表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制度与公司投资决策之间关系受到公司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动机的影响。     

股权激励优化研究——以H医药公司为例

股权激励是解决代理问题的一种方法,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实施股权激励,但实施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未能充分发挥激励效应。本文通过对H医药公司2015年至2021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股权激励存在激励考核指标较为单一、筹集认购资金存在一定压力等一系列问题,为H医药公司股权激励提出激励考核指标多样化、采用复合激励模式等优化建议,以提高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增强激励效应。     

股权激励、股利政策与高管机会主义--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期权激励草案的实证分析

股权激励的设计初衷在于协同管理者与所有者利益,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而现有经验证据表明,股权激励亦是一把双刃剑,是滋生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温床。就此,本文以2006年到2012年推出的期权激励草案作为分析样本,研究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推行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高管通过高送转与高额派现,以操纵行权价,谋取私人利益。     

激励、福利还是奖励:薪酬管制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定位困境——基于泸州老窖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泸州老窖2006年6月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最终未能施行)以及其2010年1月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为案例分析对象,分析薪酬管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定位困境问题。我们发现:在薪酬管制的背景之下,泸州老窖这家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兼具激励、福利和奖励三种性质,而这种性质的混杂性最终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陷入定位困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果。最后,针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问题,我们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股票期权实施中经理人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行权业绩考核指标设置角度

本文以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公告的290个股票期权激励方案为研究对象,从行权业绩考核指标及其标准设置角度对我国股权激励实施中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股票期权方案中设置的主要行权业绩考核指标(净利润增长率)的标准不仅显著偏低而且考核基期的业绩也显著低于历史业绩,使得股权激励方案缺乏激励性。考核基期业绩显著低于历史业绩的主要原因是经理人通过真实经营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对基期业绩进行了打压,从而降低了行权达标的难度。股权激励比例、管理权力大小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说明股权激励是诱发盈余管理的直接动因,而管理权力的存在又加剧了这种操纵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

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市场反应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率的影响。选取2006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公布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市场对于股权激励的反应是积极的,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上市公司价值和投资者利益的提升,市场反应显著。     

国内上市公司制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基本方法

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包括激励工具、激励对象、激励额度、行权价格(授予价格)、行权安排、绩效考核指标六大方面要素,本文主要分析各个要素在计划设计中的基本方法或依据。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思考

在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大背景下,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薪酬激励制度与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备受关注.股权激励效应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有效配合.而我国现行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未能有效地引导、促进股权激励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目的与股权激励目标有冲突;二是股票期权计划分类不科学、税收政策导向不明确;三是授权日或行权日纳税的规定影响股权激励效用的发挥,极易诱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四是股权激励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五是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有关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不协调.文章回顾了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已有研究,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征税的国际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