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准备测试与计提问题初探

并购重组是国际通行的公司扩张方式之一,作为世界新兴的经济体,并购重组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旋律。并购过程中确认商誉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应的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与会计处理成为会计实务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业务。如何提高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实用性也成为我们面对的财务课题之一。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企业和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影响,对商誉减值准备确认方法的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媒体报道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加剧效应

本文基于媒体报道的信息中介和外部监督功能,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在不同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下媒体报道对企业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其影响机制路径。研究表明：媒体报道数量与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媒体报道会增加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且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影响程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和分析师关注度在媒体报道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的影响中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本文明晰了媒体报道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的影响路径,丰富了商誉的相关研究文献。     

民营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实证研究

<正>根据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商誉是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取得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其存在无法与企业自身分离,且不具有可辨认性,不属于准则所规范的无形资产范畴。本文所指商誉为"正商誉",不包括"负商誉",因为准则规定"负商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新准则规定确认商誉减值损失后其减值损失不得转回,且禁止确认内部自创商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行新会计准则下公司     

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探析——以信息软件行业为例

企业为了发展壮大纷纷选择并购的方式,由企业并购导致的商誉也随之大幅增加,近几年,企业因商誉减值引起净利润大幅减少的事件频繁被曝出,引发资本市场参与者对商誉减值问题的关注。本文主要基于信息软件行业分析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首先通过数据展现近几年热门行业的商誉状况和商誉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再具体分析信息软件行业商誉减值剧增的原因,最后提出防范减值风险的措施。     

上市公司并购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活跃,同时,伴随政府出台的有利政策,我国企业间的并购活动数量大幅度上升。由于二级市场估值的提升,企业的并购价格逐渐升高,并购估值远高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情况时有发生,商誉由此产生。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业绩承诺不达标等情况的出现,导致企业对商誉计提大额的减值准备,这对企业的经营利润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以蓝色光标企业为例,对蓝色光标并购博杰广告后商誉减值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期能对其他企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融资融券与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基于双向交易机制视角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2010年实施的融资融券制度,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具有促进作用,但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则具有抑制作用;(2)进一步发现,商誉泡沫形成是融资与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作用渠道,即融资交易会加剧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增加,但融券交易能够抑制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减少;(3)国有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减弱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促进作用,也能够增强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抑制作用。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融资融券制度的政策效果与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推动我国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这对于如何有效控制并化解并购商誉泡沫及其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商誉减值计提动因及其外部审计监管——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誉计提减值可以较好地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商誉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真实信息,但是由于商誉计提减值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估计和判断,计提减值准备的动机使得上市公司在稳健性的名义下仍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空间。本文选择了2007-200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计提的动因及其外部审计监管。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计提是基于其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而非盈余管理行为,商誉减值计提越多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这也从侧面进一步验证了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     

商誉减值——上市公司的隐忧

所谓商誉,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或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如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化价值。商誉可以分为自创商誉、合并商誉和负商誉。本文研究的商誉是指合并商誉。合并商誉最直观的计算方法是并购企业所支付的购买成本高于被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A公司商誉减值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随着上市公司商誉“暴雷”现象的发生,商誉减值成为会计实务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企业并购会产生高溢价的商誉,会计核算中计提大额的商誉减值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基于A公司收购多家公司并进行业绩承诺导致高额商誉减值的案例,分析了商誉减值的成因、影响,以及减值法与摊销法下各自的经济后果,并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     

浅谈资产减值准备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义 资产减值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领域,因为减值冲回一般被认为是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常用手段——＂盈利上升,多计提跌价准备;盈利下滑,再将跌价准备冲回”。当前,我国企业界普遍存在着高估资产价值的现象,因此,通过确认资产减值可使企业减少当期应纳税款,增加自身积累,     

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就企业并购产生的商誉的后续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利弊,对于上市公司大额计提商誉减值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进行探索,并给出结论,针对商誉后续会计处理方法提出新的观点。     

盈余管理与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年—2012年我国A股的工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与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微利公司、配股达线公司倾向于少计提短期资产减值准备以避免亏损,亏损公司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进行盈余大冲洗,高盈利公司则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平滑,而对于当年扭亏的上市公司则不存在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扭亏的动机。     

盈余管理与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年—2012年我国A股的工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与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微利公司、配股达线公司倾向于少计提短期资产减值准备以避免亏损,亏损公司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进行盈余大冲洗,高盈利公司则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平滑,而对于当年扭亏的上市公司则不存在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扭亏的动机。     

警惕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企业利润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日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合理地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值准备规定说明了谨慎性原则的重要性,保证了企业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和可比性。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企业滥用谨慎性原则,利用减值准备积极设置秘密准备,随意确定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不提或滥提或违规冲回减值准备,恶意操纵企业利润,虚增利润或掩盖亏损,严重妨碍了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企业合并商誉减值处理的探讨

商誉作为企业的一项特殊资产,在后续计量中不进行摊销,但是,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合并方式的不同对合并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都有着不同的标准,本文针对不同的合并方式下合并商誉的减值处理进行了简单探讨。     

企业合并商誉的减值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企业合并日趋频繁,由此引发的商誉减值问题突出.本文首先介绍商誉的含义、分类和其会计处理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成为合并商誉减值隐患的会计处理问题以及目前商誉大幅度减值的原因、危害和不良影响.最后,从加强对企业合并的监管和完善商誉的会计核算方法两个方面提出防范企业合并商誉大幅度减值风险的建议.     

企业合并商誉减值测试与处理分析

企业合并商誉的减值测试是当前企业大规模变动时最常见的方式.论文对企业合并商誉计量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企业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及会计处理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企业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够为企业合并商誉减值测试计量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网络视角

伴随我国上市公司持续升温的并购重组行为,巨额商誉减值成为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间普遍存在连锁董事这一现象出发,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计提同群效应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同群效应,信息学习效应是董事网络内商誉减值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大股东治理、高质量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减弱了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加强同群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合理性的审查和监督,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并购决策效率,合理控制并购溢价,从源头上避免商誉“爆雷”问题。     

新旧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差异的比

文章主要分析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的差异。通过对2001—2011年深交所上市的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统计研究，发现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企业资产减值计提存在巨大的差异，间接反映企业通过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