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FDI的阶段特征与走势分析

回顾了JohnH.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理论模型。同时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4个阶段,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各个阶段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推测了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兼对邓宁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检验

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为分析框架,我们选取浙江1990--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IPI和计量模型,对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浙江对外直接投资虽处于IDP理论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但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基于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特点与要求,提出了一些促进浙江对外投资的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趋势和方法

本文从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规律出发,介绍了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J曲线",介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而我国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无疑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的FDI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综述了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明确以后的方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1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呈U型结构,符合IDP理论路径,但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并不遵循IDP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结论是：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OFDI的Granger原因,而OFDI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邓宁两大理论与中国FDI适用性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般分为以发达国家经历为背景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后新发展起来的以发展中国家的FDI为研究对象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文章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这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我国学者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适合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构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极为迅速,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呈现阶段性的特征。本文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和阶段检验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选取了中国1982．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并运用对外投资绩效指数（OND）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次,本文选取198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数据,以及2003-2009年各省区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DP）,就中国以及中国不同地区海外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已经处于第三阶段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已经越过第三阶段进入到第四阶段早期的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高速发展的趋势。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新认识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国内外有很多,但是往往并不能较全面的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本文在分析现存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投资阶段-间接诱发要素"综合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替代、互补和融合.本文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际,按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行业和发展阶段分析并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政府给予具有贸易创造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的必要性.     

企业对外投资的策略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投资也全面展开。但与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的缺乏以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介绍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和投资方式，然后阐述国内外关于对外投资的理论研究，最后对我国对外投资主体的经营策略、产业策略和区位策略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解决措施。     

Geographic patterns of Poland’s FDI: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ncorporate geographic analysis of FDI into the classic IDP model. By supplementing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the net outward investment (NOI) position with an analysis of geographic patterns in inward and outward FDI, the authors strive to offer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Poland’s current NOI position and provide more in-depth support to some necessar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ence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to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larship is two-fold. It (1) further develops the IDP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2)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iosyncratic nature of the IDP of Poland.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外溢的关系——基于熵和耗散结构理论

基于一国技术进步是耗散结构的假设,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进步之间的灰关联熵模型,并运用2003—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2003—2008年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并没有持续、显著的作用,此期间并不存在逆向技术外溢;2009年和2010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给国内技术进步带来了负熵流,此期间存在逆向技术外溢,并且它推动了国内技术向良性方向发展。该结果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增加我国技术进步的熵值,也可能导致负熵流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最后提出,我国企业不能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应质量和数量并重,以使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持续的负熵流。     

OUTWARD INVESTMENT TO CHINA AND LOCAL INNOVATION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Does outward investment induce more domestic innovation or simply move local innovative efforts to foreign plants? This question is topical and relevant to Taiwan in view of its large share of outward investment concentrated in China and the speci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outward investment in China on domestic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aiwan. Overall, this study finds that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outward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in terms of R&D intensity and patents, implying that investing in China is part of a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y of Taiwa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allocate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heir domestic plants. Moreover,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policy regarding investing in China in 2001 has induced an upsurge in investment in China, although it does not seem to have brought about an outflow of technologies.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评估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的角度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大幅增加，海外投资风险也随之加大，对风险的评估和预防日益重要。国际投资协定及其框架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已经逐渐成为保护投资者海外资产的主要工具之一。本文通过回顾ISDS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并且利用ISDS仲裁案件数据库，研究了影响ISDS案件发生的因素。本文发现，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于ISDS案件高发的行业和地区，面临的海外投资风险较大。回归分析表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均国民收入越低以及政治环境越差，就越容易发生ISDS案件。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转移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依据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2000—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国际产业转移情况,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价值链地位提升促进产业向外转移。劳动生产率提升、垂直专业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有利于产业向外转移,而过度投资和行业垄断则导致产业向内转移。第二,分行业类型检验结果表明,中低技术行业产业转移对于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反应更为敏感。第三,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于产业转移的主要渠道。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争论主题。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FD I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因此,大力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的对外出口、绕开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制度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三重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609个企业2 440个大型对外投资微观样本，全面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差异对投资规模化的影响不大，但显著影响投资多元化。企业为了避免正式制度差异带来的管理风险，倾向于选择全资股权结构，但企业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并不受到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相比之下，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更为广泛。无论是正式制度差异还是非正式制度差异，均会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的失败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对正式制度差异存在优化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深度交流，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