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本土企业集聚及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浙江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浙江52县1996年-200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企业、本土企业集聚及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本土企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相比于资本来说两者作用效果并不强;外资企业在浙江县域的区位分布并不注重本土企业空间集聚状况,而是更加注重外资企业空间集聚度;本土企业空间集聚是本土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外资企业集聚对本土企业投资反而呈现较小的"挤出效应"。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浙江县域内生经济增长,应加强浙江县域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融合,从而提高区域持续的增长潜力。     

数字时代虚拟集聚对推动地区突破技术锁定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如何突破产业发展的“痼疾”技术锁定、促进创新效率提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挑战。首先,本文将产业集聚外部性理论引入异质性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利用2013—2021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虚拟集聚对技术锁定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虚拟集聚显著促进了技术锁定效应的解锁,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解锁效应更加显著。其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虚拟集聚对技术锁定效应产生影响的机制进行检验发现,虚拟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外部性促进技术锁定效应的解锁,提高创新效率。最后,本文为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建设及中国高水平创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总结FDI影响OFDI的集聚经济传导机制,构建一个含集聚经济和OFDI规模决定方程的联立方程组,运用2003-2013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3SLS估计,对中国制造业OFDI的动力来源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的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OFDI有着显著正向作用;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通过FDI的竞争效应技术溢出路径有利于实现高技术产业集群,进而实现高端制造业"走出去",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通过FDI的集聚竞争加剧效应会对本土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反而不利于OFDI规模扩张;金融危机之后,在创新驱动战略导向下,中国通过FDI提升技术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成效明显,成为了OFDI规模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地区产业空间集聚--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本文以1999-2013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对地区产业空间集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个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动态变化显著依赖于初始产业布局,伴随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要素流动对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也产生重要影响。分地区的回归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对外产业转移的确会降低本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积极吸收来自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的流入最终提高本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     

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集聚研究

文章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的专利创新数据,通过空间集聚的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进行分析,对其集聚情况以及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之间的集聚状态逐渐显现,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发挥,但是部分城市的参与度还处于边缘状态,需要进一步加强产业协作,促进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联动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贸易开放的碳减排效应

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城市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采用面板门限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贸易开放、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城市化、二氧化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贸易开放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受人力资本存在的单一门限值影响,若地区人力资本越过门限值,贸易开放可以显著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反之,贸易开放对二氧化碳排放则有促进作用。     

市场潜能、聚集密度与旅游业空间聚集——基于2000-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产业聚集逐渐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并造成了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本文使用2000-2009年间省际旅游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在考虑空间距离的情况下,构建了市场潜能和聚集密度变量,从市场潜能的角度解析了我国旅游产业聚集及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并从旅游经济活动密度角度考察了旅游产业聚集对旅游企业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旅游市场潜能和产业聚集密度对旅游企业收入水平均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并且,要素密度也有效地促进了旅游企业收入水平的提升。本文的研究为中国旅游业空间集聚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也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的实证支持。     

产业集聚、FDI约束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约束下产业集聚作用于产业升级机制需进一步探讨。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交互项回归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产业升级,引入FDI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后,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总影响受到FDI引入规模的制约,只有达到拐点值后,产业集聚才能对产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对于产业集聚的区域、行业、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珠三角城市群、中低技术性行业、民营与资本密集型企业集聚的产业升级效应受FDI影响更明显。因此,政府需继续引导产业集聚式发展,扩大FDI规模,培养优势主导产业。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的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影响显著为正,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最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区域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创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区域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消费品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市场表现的影响——基于中国消费品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了消费品进口竞争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品进口竞争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消费品进口竞争对高生产率企业市场销售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低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消费品进口竞争更倾向于提升东部地区企业的市场销售；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品进口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销售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品进口可以显著提升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的市场销售。机制分析表明：消费品进口对本土企业市场表现存在熊彼特效应、逃避竞争效应以及需求引致效应。本研究对于推动消费品进口、企业创新和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再议公司章程之性质

目前对＂公司章程的性质＂有多种学说,其中以＂契约说＂、＂自治法说＂、＂宪章说＂三者最为典型。文章对这三个学说进行探讨,分析这三个学说的特点及利弊,并提出公司章程的发展趋势。     

口碑传播的形成机理与口碑营销

本文在全面回顾和分析口碑传播的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口碑传播的形成机理模型,深入剖析了口碑传播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提出了口碑营销的策略选择。     

经济转型期我国区域分工演化分析

本文在探讨区域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区域分工的特征与发展势态。作者指出,在全国产业结构趋同客观存在的同时,资源型区域产业虚髙度化明显,区域分工向不利于其长期战略的方向发展,进而提出了协调我国区域分工的几点设想。     

论转型社会的法治之道--基于中国国情的考察

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不能好高骛远、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法治之道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实现的独特策略、方法、技术---法治之术。     

关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的估算

人力资本存量贬损指人力资本承载者获得收入的能力、拓展收入空间能力的弱化或消失,其实质是人力资本承载者无法获得既有投资决策时点的预期投资收益。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的原因有三：收入能力弱化、人力资本闲置、人力资本报废。鉴于引发人力资本存量贬损原因的多样性,很难得到贬损的加总数据,需选用多个指标进行估算。本研究用收入数据度量人力资本承载者收入能力弱化;用闲置的工时、失业人数（或失业率）度量人力资本闲置;用永久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度量人力资本报废。     

融资理论的实践效应及其验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融资理论是企业制订融资政策的理论基础.不同的融资理论及管理思想将会导致企业采用不同的资金管理策略与政策.因此,融资理论及其实践效应又是预测企业资金管理政策的重要参数.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基础,重点探讨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融资理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情况.研究表明,这两种理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比较而言,优序融资理论的受支持程度要高于权衡理论的受支持程度.     

我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分析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并进一步说明,从长期来看,我国贸易条件可能会成“U形”变化。本文分析认为单纯的贸易条件恶化不能充分说明我国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国目前需要纠正的是因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我国贸易条件逆转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经济条件。     

《合同法》第308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风险

本文从国别立法比较的角度解读《合同法》第308条规定,剖析该条规定在海运实践中因与《海商法》并存的法律选择、托运人作为唯一的权利主体以及变更解除合同行为属性等问题可能产生的法律预测功能丧失或者运作不正常导致的司法风险,提出完善立法、补充司法解释等观点,希望有益于《合同法》第308条适用风险的降低和化解。     

闽台两地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合作发展的空间和路径

闽台两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表明,福建省和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比重存在梯度差异的发展态势,而这种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差异,为闽台两地产业合作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广阔的前景。福建省必须抓住机遇,积极承接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立足互补,确立闽台两地产业分工架构;外引内联,营造闽台两地产业合作发展环境;优化结构,提升闽台两地产业合作水平。     

What’s in a Credo? A Critique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s Code of Ethical Conduct and Code of Ethic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formally adopted a Code of Ethical Conduct in 1990. During the subsequent 15 years, almost nothing had been published about it and its value as a formal document meant to guide professional practice. Rather surprisingly then, in December 2005 an entirely new Code of Ethics was introduced by the Academy’s Board, to take effect in February 2006. Why was a new code promulgated? More broadly, what do the contents of these codes, the processes of their promulgation, and their expressed purposes, suggest about the value of such codes for similarly situate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general? This article seeks to identify ke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original code, begin an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new code, and so stimulate debate. Further, not only is this a call to the members of the Academy to engage in some thoughtful debate and possible amendment of its new code, but also a caution to all such associations to take seriously the hurdles that must be jumped before any code can be developed and promulgated to worthwhile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