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研究

本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做了修正,得出控制权私人收益=合理控制权私人收益+超控制权私人收益,其中超额控制权私人收益表现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发现,大股东通过控制权共享收益和控制权私人收益,实现了"公司有业绩、大股东有超额回报"的"双赢"局面。     

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悖论与立法选择

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伴随公司法人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日益成为公司治理上的一个难题.国外有关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探讨和立法规则很少针对国有公司,因而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用于分析中国的国有公司往往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围绕着中国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出现了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却产生了内部人控制、激励机制加剧控制权私人收益、否认控制权私人收益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这三个逻辑上的悖论,从而在理念和现实两个方面都导致中国国有公司的治理困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正视中国国有公司在价值目标和市场地位等方面的独特秉性,立法上对因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则不能有丝毫的迁就.     

企业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效应分析

企业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权。在现代股份制条件下,企业剩余控制权发生了从股东向经理手中的转移,经理由此获得了相应的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对于企业经理也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相对于剩余索取权来说,其激励效果并不持久和可靠。为此,我国国有企业应重新建立起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的对应关系。     

企业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效应分析

企业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权。在现代股份制条件下，企业剩余控制权发生了从股东向经理手中的转移，经理由此获得了相应的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对于企业经理也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相对于剩余索取权来说，其激励效果并不持久和可靠。为此，我国国有企业应重新建立起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的对应关系。     

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分析

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是有成本的。本文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控股股东在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下达到均衡时，单位控制权收益所产生的控制权收益成本与该单位控制权收益本应与其他股东分享的部分相等。当控股股东的股份比例上升时，控制权收益下降，公司价值上升；反之，当控股股东的股份比例下降时，控制权收益上升，公司价值下降。当外部制衡力度上升时，控制权收益下降，公司价值上升。因此，各种加强外部制衡力度的措施，将有效制约控制权收益，从而达到保护小股东权益的目的。     

控制权私利、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

采用掏空性的关联交易衡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探讨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政府控制性质及市场化进程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发现：（１）控制权私人收益攫取水平较高时,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２）政府控制性质没有加剧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的影响;（３）市场化进程程度越低,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越强;（４）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加强,法治化水平的改进在提高多元化经营价值效应的同时,还抑制了控股股东攫取私有收益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     

控制权与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控制权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影响尤其重大。综述评论资本结构理论中的三大分支,即代理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着重评述控制权理论中不同控制权的分配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是处于控制权地位的管理者。由于管理者的利益来源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     

股权结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系

股权结构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合理的股权结构应该为:在适度集中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内部股东、外部法人或机构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局面,从而限制大股东为了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分析

通过2003—2007年沪深两市812起非流通股转让事件估计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整体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达17．87％;ST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高达31．38％,远大于正常经营公司的15．06％;关联交易控制权私有收益达20．03％,高于非关联交易的15．98％。41宗配对样本控制权私有收益平均水平达9．20％,正值比例为41．46％。独立样本2003—2006年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2007年略有下降;正常经营公司和非关联交易公司变化趋势与其基本一致。     

国内关于最优股权结构的理论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最优股权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认为外部大股东的监督行为和控制权争夺的行为可以带来更高的公司价值。本文的研究发现:一是从短期、微观、静态的角度看,最优的股权结构是存在的;二是寡头垄断(制衡型)股权结构是一种均衡的股权结构,也是最优的股权结构之一;三是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应主要选择寡头垄断股权结构这种模式。     

上市行为与控制权收益的关系分析

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股份公司上市,股份公司的上市行为势必对公司产生许多的影响.本文从股份公司上市行为对控制权收益影响的角度出发,利用改进的控制权收益模型,通过影响控制权收益的指标,采用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以我国2004-2005年新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和研究由于股票上市行为对于控制权收益产生的影响,进而对控制权收益做出客观、正确的衡量和评价.     

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双元创新平衡影响研究: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

作为公司治理研究主题之一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的双元创新平衡有着重要影响。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4年民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探讨了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控制权私有收益越大,企业的双元创新平衡越差;公司治理将弱化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负向作用。     

对企业控制权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企业控制权”是当今我国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认为,“企业控制权”是由不同“权力”主体分别持有的,在企业决策、监督、管理、执行等方面决定其行为的一系列权力。“企业控制权”包括企业决策权、企业监督权、企业管理权和企业执行权等。实践中,掌握不同“企业控制权”的权力主体会获得相应的“企业控制权收益”。     

剩余控制权的划分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不完全契约(Grossman-Hart-Moore模型)的理论框架下,企业的控制权来自于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来源于物资资产的财产所有权。伴随企业组织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GHM模型中古典意义的剩余控制权也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根据剩余控制权的不同来源,本文将其细分为直接控制权和间接控制权两种形式。间接控制权及控制权收益的普遍存在,使得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焦点从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转移到了剩余控制权的有效行使上,相应的公司治理实践也发生了变化。     

剩余控制权的划分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不完全契约(Grossman-Hart-Moore模型)的理论框架下, 企业的控制权来自于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来源于物资资产的财产所有权.伴随企业组织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GHM模型中古典意义的剩余控制权也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根据剩余控制权的不同来源,本文将其细分为直接控制权和间接控制权两种形式.间接控制权及控制权 收益的普遍存在,使得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焦点从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转移到了剩余控制权的有效行使上,相应的公司治理实践也发生了变化.     

剩余控制权的划分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不完全契约(Grossman-Hart-Moore模型)的理论框架下,企业的控制权来自于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来源于物资资产的财产所有权.伴随企业组织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GHM模型中古典意义的剩余控制权也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根据剩余控制权的不同来源,本文将其细分为直接控制权和间接控制权两种形式.间接控制权及控制权收益的普遍存在,使得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焦点从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转移到了剩余控制权的有效行使上,相应的公司治理实践也发生了变化.     

控制权收益视角下的我国可转债发行动机模型研究

已有的对可转债发行动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股权分散假设、从现金流权利的角度进行解释。考虑到我国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所导致的严重的控制权收益问题,从控制权收益的视角构建数理模型,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机是控股股东通过获取控制权收益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进而对影响其发行动机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     

高科技上市公司控制权理论分析

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权并促进控制权的流动,以提升公司绩效的方式,正在成为理论界和公司实践中关注的中心问题.高科技上市公司的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等特性及其发展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因此,针对高科技行业控 制权问题进行理论剖析,对控制权和高科技上市公司控制权现状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改进高科技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建议.     

激励控制权:一个代理成本的视角

对控制权的有效激励可以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代理成本．要设计一套可行的管理激励机制，对控制权主体进行激励，就必须考虑机制设计的历史起点，继续坚持股东主导型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实施股东控制的制度创新主体。     

公司接管中控股股东掠夺行为的理论分析

关于公司接管动因的研究文献表明,控制权的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是大股东出现的主要动力;在市场制度缺陷较大和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单位成本降低,控制权收益发生率提高;因此,规范和制衡控股股东行为应从市场制度缺陷入手,从相应的法律制度规则设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