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网络与保险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参与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居民一旦参与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参与程度会随着家庭社会网络扩展而显著提高。此外,本文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风险偏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和良好的健康状况都会推动家庭参与保险市场。注重家庭社会网络间的互动是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     

乐观预期、保障能力与商业保险购买——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考虑商业保险“保障”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前提下,实证研究了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结果发现,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户主乐观预期程度越高,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越强。进一步区分保障型商业保险和投资型商业保险,发现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对投资型商业保险的需求,对保障型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则不显著。更重要地,不同风险保障能力下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存在异质性影响,家庭储蓄较多、社会保障覆盖较好以及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从预期视角理解商业保险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也为提升家庭风险保障和财富增值能力提供了借鉴。     

居民金融素养、市场化进程和商业保险参与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7年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金融素养越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参与程度越深,该结果在城镇和农村数据之间无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市场化进程越快、市场化程度越高,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就越有可能增加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     

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吗？

本文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熵权法构造微观个体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普惠金融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和信心层面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我国东、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且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对农村地区居民影响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该影响对于低年龄段、低收入以及东部地区的家庭更显著。进一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同时,在考虑了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为进一步甄别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理解幸福的深层本质、推动乡村振兴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HFS2019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客观金融素养及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都会提高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区分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群体发现,相比金融素养评价中肯家庭,过度自信家庭显著偏好参与股票市场。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总体上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自信偏差对股票市场参与和配置股票资产占比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风险态度强化了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深度的促进作用,但没有显著削弱自信不足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的交互作用对非农户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学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会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强化居民的金融教育,同时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水平,促使居民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市场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两期面板数据,应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降低居民幸福感。从金融市场类型来看：参与股票市场投资会显著降低幸福感,而参与基金市场、债券市场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参与金融市场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家庭收入和地区分布等方面表现出异质性。城市居民、高收入家庭、东部地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会显著降低幸福感,而农村居民、低收入家庭和中西部地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并未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暂时性收入冲击与家庭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7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暂时性收入冲击对家庭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对不同风险分担工具降低违约风险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暂时性收入冲击显著增加了家庭债务的违约风险,并且对户主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位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影响更大;家庭储蓄、民间借贷、正规借贷、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对于降低违约风险都有积极作用.相比较而言,家庭储蓄效果最大,正规借贷次之,然后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民间借贷效果最小.     

暂时性收入冲击与家庭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7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暂时性收入冲击对家庭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对不同风险分担工具降低违约风险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暂时性收入冲击显著增加了家庭债务的违约风险,并且对户主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位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影响更大;家庭储蓄、民间借贷、正规借贷、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对于降低违约风险都有积极作用.相比较而言,家庭储蓄效果最大,正规借贷次之,然后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民间借贷效果最小.     

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微观层面上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知识的增加提高了我国居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影响在城市和农村家庭中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还表明,金融知识的增加提高了我国居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程度,即金融知识水平越高保费支出也越多。本文的研究为理解转型经济背景下商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普及居民金融知识是推动商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手段。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住房增加幸福：是投资属性还是居住属性？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调查数据就城镇居民自有住房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房屋的资产属性(房屋产权、预期房屋价格变化和实际房屋价格变化趋势)对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住房的财富效应未被发现。但是,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房屋的居住属性(房屋房间数目、房屋人均使用面积和房屋已使用时间等)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拥有多套房屋的家庭来说,第二套及以上房屋拥有对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既非源于房屋居住属性,也非资产属性。最后,对同为本地区的户籍居民且租房的家庭而言,是否拥有自有产权房屋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仅靠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有效应对养老、医疗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商业保险因此成为有力的补充。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家庭可用资金和家庭健康水平来降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在低金融素养、农村地区、有少儿抚养和未经历重大负面事件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推进商业保险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与农村家庭金融风险——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然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家庭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凸显,数字金融参与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风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数字金融参与可以显著缓解其金融风险;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参与可以通过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金融素养以及拓宽家庭社会网络关系来缓解其金融风险;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参与对不同特质的农村家庭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社会互动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了社会互动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并且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这种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同时本文通过金融知识和商业保险信任度等变量验证了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两种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互动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中等学历、高收入水平、低参与率社区中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特征视角,重视社会互动的促进作用,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商业保险业健康快速发展。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商业健康保险、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家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且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缓解由支出不确定性、主观健康不确定性和客观健康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3)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配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样本家庭中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背景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城市金融可得性较低且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影响更为显著。     

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北大核心

近年来,在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不断增长的同时,部分家庭仍面临数字鸿沟和金融排斥问题。本文从微观视角,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引起的偏误,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有效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家庭投资类金融排斥,对家庭融资类金融排斥无显著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通过影响个体金融知识、经济金融信息关注度和投资风险偏好释放家庭金融需求,弥补正规金融发展不足,降低家庭金融排斥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村地区、低教育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效果较为明显。本文研究为理解家庭金融和社会网络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拓宽居民融资渠道提供理论依据。     

金融素养能否降低家庭相对贫困风险？——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与金融资源利用能力,家庭在金融素养上的相对差距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更换变量测度方式、更换样本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创业行为这四个方面来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力资本较低家庭与农业户籍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减缓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为进一步重视金融教育,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