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分析

论文应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借助我国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别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二者协同产业不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强—弱—强的特征,而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单门槛效应,二者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初期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最后从构建经济—绿色—低碳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模式和发挥产业集聚碳减排效用三方面提出几条碳减排措施。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产业集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差异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逐渐扩大,原因之一是结构性错配。产业集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变化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构建理论分析模型,阐述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广义矩估计方法,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和产业集聚虚拟变量,实证检验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以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为门槛变量,比较分析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在产业集聚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且存在地区性差异和阶段性特征;但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产业集聚度提高而递减,产业集聚度为中度集聚时,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存在适度区间,当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介于0. 131和0. 206之间时,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新时期改进收入分配结构,不仅要关注产业集聚的影响,还要深层次地关注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异质性。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FujitaThisse理论模型为基础对城市群内产业集聚进行了理论分析,理论推导结果显示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半岛城市群制造业行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表现为"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初期推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集聚引起的负外部性会抑制经济增长。针对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理论分析和结论启示。     

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13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基于研发资本投入的门槛效应。两个拐点值使得产业集聚与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曲线特征。在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的影响不显著,存在基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时间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跨越了研发资本投入的第二个门槛值,并经历了由低向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集中分布转变的结构性变化。     

高技术产业集聚视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异质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借助Hansen门槛回归思想,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近十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拉升迅速,但区域不均衡性明显,尚未形成绿色创新发展的区域间有效联动;(2)从门槛检验来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作用显著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三重门槛效应;(3)从影响机制来看,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且仅当省域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1.156时,OFDI溢出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显现,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水平、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政府支持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根据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估算全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测度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N型关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东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呈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降后升态势,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能源消耗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应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化、绿色化发展。     

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全要素能源效率是能源消费活动中以资本、劳动和能源作为投入要素,将有效经济产出作为产出要素测算出来的能源经济运行效率.经济集聚在不同阶段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产业产品结构效应和政策环境效应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验证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结论 表明,在经济初步集聚阶段,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降低作用;在经济深度集聚阶段,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提高作用,并提出通过深化经济集聚发展、加强环境规制来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建议.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吗——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要素市场扭曲、绿色创新效率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会阻碍绿色创新效率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并削弱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抑制作用。门槛效应表明,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以上结果均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及面板门槛模型,从整体趋势、时间效应及非线性结构3个方面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会在短期抑制生态效率提升,但长期促进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改进效果相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集聚最优值;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加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投入力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根据城市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战略,且不可集聚过度,注重发挥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     

风险投资引入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知识溢出的调节与门限效应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试图回答地区风险投资引入能否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采用固定效应和门限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发展质量层面,发现地区风险投资水平能够从产业价值创造、技术密集水平、绿色化发展等方面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风险投资对产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受地区知识溢出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知识溢出对风险投资与产业价值创造、技术密集水平、绿色化发展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调节作用还表现出门限效应。分区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从风险投资角度看,上述发现为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产业协同集聚、制度环境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兼具绿色和创新双重属性,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2004—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空间视角探讨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现阶段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地理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不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不论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当前产业协同集聚均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提升;(3)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和协同创新间接驱动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提升;(4)制度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强化产业协同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还能有效抑制产业协同集聚负外部性的发生。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