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劳动者报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岭回归与Lasso回归

深入研究劳动者报酬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甘肃省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居民消费水平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等情况,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为精准的依据。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岭回归方法与Lasso回归方法研究了资本存量、人口数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甘肃劳动者报酬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劳动者报酬的因素依次为资本存量、人口数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本研究仅供参考。     

浅议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

近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走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逐渐凸显。经分析得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前我国提倡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具有内在关联性，因此我们可以利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本文在介绍当前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马克恩劳动价值理论指导进行旨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收入体制改革。     

我国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导致了这一比重的下降。本文首先拓宽了研究视角,选择了从劳动者就业与报酬这两个方面来看待劳动者福利的增损,而不是简单地以工资涨跌来衡量劳动者福利水平的变化,并定义用以衡量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一个综合性指标为劳动者收入比例。其次本文通过放松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存在失业或者存在新增劳动力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福利的影响。理论分析的结论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干扰了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使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者福利的改善形式发生了变化,贸易通过促进就业的增长来提高劳动者收入比例。最后本文以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检验的结果与理论分析的结果大体一致,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确促进了劳动者收入比例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来自于就业人数的扩张,而非工资的大幅提高。     

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迫在眉睫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以人为本,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整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其提高到正常水平,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能偏向与劳动收入分配——基于WIOD数据的经验研究

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其中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要素供给者获益更多已成既定共识,但关于劳动收入内部结构演变及其原因的研究却显得相对不足。本文试图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变化。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降低了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具有更明显的"高技能偏向",即全球价值链嵌入更能够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得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总体虽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但已经有微弱的"极化"趋势显现。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逆全球化发生在发达国家,拥护全球化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孙立平断言,中国暴富阶层不仅侵占了赤贫阶层的利益,而且还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利益

孙立平等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指出,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1994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中,最高收入的1/5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13%。高收入层占有的高收入显然是侵占了低收入层的利益,但同时,…     

台湾经济快速发展期促进收入平均化的举措及启示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台湾在这一时期促进收入平均化的主要举措有: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农业分配制度的调整和变革;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紧密联系起来,不断提高受雇人员报酬在国民所得中的份额;促进中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妥善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等.这些举措对我国大陆地区目前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状况具有重要启示.     

浙江农民收入差距特征分析

文章采用统计方法对浙江省农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征及其来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浙江省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并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且这种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劳动者报酬收入是形成浙江省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文章提出,考虑到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新农村的进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前提下,高度重视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而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劳动者报酬收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未被观测经济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未被观测经济（NOE）对经济发展具有诸多影响,但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基于动态均衡解的劳动报酬模型得到,随着NOE规模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即劳动者从事NOE部门的报酬与从事可观测部门的报酬之差）呈现单调递增的变化过程,但边际变化率先增后减。当考虑劳动者决策的随机动态调整因素时,NOE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高低两个动态变化均衡点。在该模型基础上,基于2000-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NOE规模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和腐败水平也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呈正向影响关系,而城市化水平则呈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进出口贸易、劳动力市场与收入

贸易自由化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的福利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及资源配置效率。 文章经过理论分析表明:进口贸易会通过竞争效应降低劳动力收入、价格效应和技术效应提高劳动力收入,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进而对劳动力收入产生影响;出口贸易会通过吸引劳动力就业提高收入,但是非正规就业会降低收入,也会通过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进而对劳动力收入产生影响。 因此,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充分关注劳动者群体的报酬和福利。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背景下劳动者收入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将劳动者收入划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种类型。劳动者收入结构对于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劳动者持久性收入过低以及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劳动者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为此,本文在提高我国劳动者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提出建议。     

美、日、德三国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概览

经营者年薪制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经理人阶层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目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普遍实行这一制度。它是一种以企业一个生产经营周期，即以年度为单位确定经营者（高级管理人员．如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会计主管、总律师和首席经济专家等）的基本报酬．并视其经营成果浮动发放风险收入的工资制度。在实行年薪制的企业．经营者的年薪收入主要由基薪和风险收入两部分构成．其中．基薪即工资或薪金，风险收入包括奖金、股票和股票期权。在年薪收入中，基薪和奖金是短期激励部分，股票和股票期权是长期激励部分。年薪收入不是经营者的全部报酬．经营者的全部报酬除年薪收入外包括预支退休金、福利津贴和在职消费等。经营者的这些全部报酬通称“经理报酬”。     

我国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与对策研究

一、我国农民收入的区域聚类分析 （一）评价指标和样本确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规范,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通常有农民人均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收入来源主要由劳动者报酬、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组成。     

建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本文认为,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和谐社会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追求的目标。收入由分配制度决定,而分配制度由产权制度决定,人力资本产权缺失是导致初次分配不公、居民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偏低以及收入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为实现收入公平分配,必须从企业现有产权制度入手,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人力资本产权的建立能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充分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能,彻底解放生产力;能实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发挥劳动者的自治能力和监督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监督不力、效益低下等问题;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增加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建立公平、有效率、和谐的社会。     

扭转内部失衡的根本途径

资本和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却在不断降低。前者储蓄倾向高而消费倾向低,后者却恰恰相反。     

新车改背后“零整比系数”的解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汽车消费的迅速扩张,使得汽车保险的收入和占财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与日俱增,据统计2014年我国车险保费收入占财险市场份额高达73.1%,2015年多个省市的份额甚至超过80%。但我国车险行业却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能适应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多样化发展和居民对车险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这一点体现在我国车险市场虽然有着如此大的盈利空间,但整个行业的实际平均利润率只有4%,远远低于国际10%-15%的平均水平,全行业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所以推动车险改革势在必行。本次车险改革涉及了新的指标"零整比系数",本文通过对零整比的解读,剖析车险市场背后的问题。     

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分析表明，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MPC=0．6147，其水平偏低；近年来居民消费倾向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如下方面：居民未来收入支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年收入的比例过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等等。因此．应该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展符合居民需求的多层次金融市场等措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促进消费需求。     

企业中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改善措施

就业质量是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对就业质量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对于提升就业质量，实现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非典型”特征及其解释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似乎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共识,但本研究认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并不严重,而是呈现出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的特征,这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要么在较高水平上保持长期稳定,要么从较低水平上快速上升直到在较高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典型特征不同,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非典型特征.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较低,另一方面则和经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类型、对FDI和外需的过度依赖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等有关.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不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要求.     

收入分配对江苏居民幸福感影响与对策探析

居民幸福感是目前检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居民幸福感受经济、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比较大,而首要的是收入因素,但目前发现江苏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比较高,而居民幸福感却相对比较低,这是因为收入分配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举措,也是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每一个公民的重要保障,更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江苏省应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初次分配及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从而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