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政维度的刑法解释目标观

宪政是指以宪法、民主为前提,以法治等手段控制国家权力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支撑宪政的基本理念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刑法解释目标观中的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和折衷主义的解释论都与宪政的基本理念不完全吻合。中国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刑法解释目标观,因为它吸收了哲学解释学中"前见"、"视域融合"等合理因素,符合刑法解释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发扬司法民主,并且符合宪政的法治、人权保障理念。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的来源、误解和消弭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焦点在于对犯罪构成要件应当站在什么立场解释的问题。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乃本土自创,但一直以来被披上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以及本体刑法与功能刑法之争的外衣,否定二者的调和性,也导致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论概念的混淆。两种理论支持者在对对方的主张存在误解的基础上为对方设计一个虚无的靶子狂加批判,造成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的混乱局面。文章通过梳理争论的来源,明确双方均存在一定的误解,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本质均受法益和国民一般预测可能性双重标准所指导,两者是无争论之必要,应当走向融合。     

对刑法涉税司法解释的探讨

根据刑法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普适性,刑法司法解释应分为刑法立法性解释和刑法裁量性解释。而刑法司法解释的实质是刑法裁量性解释,即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个案时对刑法精神和条文的理解,这样的解释只具有个案性。两院刑法立法性解释存在诸多缺陷,应使立法性司法解释隐退,完善刑事立法,把刑法司法解释定格为刑法裁量性解释。     

刑法解释的体制性研究

目前的刑法解释存在许多问题 ,应该引起重视。刑法解释体制是一个有机系统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三部分的自身状况及相互关系决定刑法解释体制整体性能的良性发挥。     

柏拉图解释的六种进路

通观两千年的柏拉图解释史,共有六种解释进路,理论型解释两种:统一论和发展论,文本型解释两种:考据论和戏剧论,另有秘传论解释和怀疑论解释。柏拉图解释进路的多元格局主要与柏拉图特有的写作方式———对话体密切相关,对柏拉图对话录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解读产生了不同的解释进路,所有这些解释方式都对我们恰切地理解柏拉图哲学有所助益。     

私分国有资产罪之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解析——以刑法解释原则为视角

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一直是我国刑法所关注的重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国有资产的犯罪亦是日益突出,私分国有资产罪便是其中的典型,由于司法理论及实务方面对该罪的认定均形成了诸多有争议的结论,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故本文拟从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对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予以解析。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违法性分析及其制度完善

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解释主体不合法,解释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权限等诸多违法问题,影响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功效的发挥,有必要从解释制度和解释体系上加以完善。     

目的解释的刑法适用——以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切入

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可得交通法规将交通肇事罪的发生空间界定为“道路上”,对于何为“道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给出确切的答案。现如今,不少高校校园、住宅区、企事业单位等特殊区域不断扩大,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处于对外半开放状态,社会车辆和行人均可以通行,公共性质愈发突出,且近几年来特殊区域发生人车相撞的事故越来越多,此类事故性质的认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特殊区域路段的道路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直接影响司法实务中的定罪量刑,关乎当事人的权益。目的解释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刑法适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贯通目的解释的刑法适用,本文将以目的解释为出发点,探究交通肇事罪的规范目的和保护的法益,合理的界定“道路”的具体内涵。     

实质刑法观的提倡

我国刑法学界有关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之争,肇始于张明楷教授与陈兴良教授。张明楷教授提倡实质刑法观并且主张实质的刑法解释。与此对应,陈兴良教授在中国刑法学界率先尝试系统梳理"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关系。实质刑法与形式刑法交涉的领域有四大部分,即犯罪概念;犯罪论,主要是犯罪构成;刑法解释;和罪刑法定。1本文通过对实质刑法基本观点的梳理,得出必须坚持实质的刑法观的观点。     

概率两重性探讨

概率自出现就带有本体论性质和认识论性质的两重性。不仅古典概率论时期的概率理论，而且现代的概率理论对概率的解释都各有侧重和不同，形成诸多概率解释理论。不过，以概率的两重性作为划分准则，大致可归结为概率的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由于解释者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应用领域的差异，由此产生一系列争论。鉴于概率的两重性，对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以及概率适用领域不能绝对地进行非此即彼的主客分离，对于概率的不同解释理论要慎言虚妄，概率本身就是亦此亦彼的主客统一体。     

对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反思

我国现行保险法中有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规定过于空泛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导致司法实务中的误用和滥用现象,既违背了立法目的,又不利于构建保险业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再加上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客观依据和法理基础相冲突,弱化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构建新的保险合同条款争议解决机制,尤其注重诚信原则的运用和把保险合同纠纷确定为调解前置案件,是解决保险合同条款争议的一种新思路。     

试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释义利益解释原则－－兼谈对《保险法》第三十条的理解和适用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释义利益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系指“在保险单被如此拟制以致可以进行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之所以要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对合同用语存在义的情况下，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理由在于：保险合同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用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常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践中积累发展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以求为被保险人的或者受人提供救济。接轨国际保险立法，我国《保险法》亦规定这一解释原则。     

论合同的解释

在解释合同时,总是试图符合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主观意愿.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主观意思主义,另一种是客观意思主义.而现在的一般倾向是:要求有证据来证明主观愿望.在对合同进行解释时,起统领作用的还是公平和效率原则.     

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

随着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高速发展,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包括三个方面:市民刑法的刑法性质理念、人权保障的刑法机能理念和谦抑主义的刑法作用理念.     

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研究

现行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虚拟财物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未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务中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问题存在按计算机犯罪定罪处罚和按财产犯罪定罪处罚两种主要观点。但是,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以计算机犯罪定罪量刑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网络虚拟财产自身稀缺性、价值性以及排他性等特点,使得其具有"财物"的特征,因而将其解释为"财物"没有超出这一用语本来的含义,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不属于类推解释。     

浅谈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

经济犯罪司法认定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面。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刑法都呈现泛化倾向,我国经济刑法也明显存在调整范围过度的现象。刑法解释的不规范,容易引起经济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应当考虑市场领域所独具的特性,遵循同类解释规则、参照前置法规则、体系解释规则等,重视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限缩经济刑法的处罚范围。     

法律解释目标评析——寻求中国语境中判决理由的正当性

法律活动离不开法律解释，法律活动是一种语言活动，法律解释也是一种语言解释活动。法律解释必须放在具体的语境之中才能被理解和接受。从西方语境中移植的法律解释目标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中到底该如何理解并运用到司法个案的裁判之中，更是见仁见智。文章运用语境论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司法场域中法律向现实转换时法律解释目标的探讨，并通过对中西语境中的法律解释目标的比较，试图给中国法官的司法判决结果的正当性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思考。     

论保险合同的解释

保险合同的解释不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其还具有丰富的理解内涵。本从三个方面对保险合同的解释问题进行了探讨，即在借鉴并突破对一般合同解释的规范与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保险合同解释的特殊性；通过对英美法系法律解释中适用辅助资料方法的考察，为保险合同的解释借鉴该方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对《保险法》第30条进行评析与思考，主张完善“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规则”。     

论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宪法与法律尤其是《立法法》确立的立法解释制度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及地方性法规专门做出的明示解释,不同于法,不同于立法机关在监督宪法、法律实施过程中对宪法、法律的解释,更不同于具体应用解释。我国的立法解释制度独具特色,其设立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应注意避免以立法解释之名行修改法律之实,还应注意避免以立法解释干涉具体行政、司法事务。     

论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适用

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都属于我国的有权解释,但在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权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相冲突的现象。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适用问题,就要采取以下措施: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构建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人民法院在尊重行政解释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审查;强化司法审判的终局效力,保证司法独立;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