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及其局限

虽然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流派已经日趋衰落,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根本看法和关于科学和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划分等观念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为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及其局限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以阐明理论的得失。     

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内涵的逐渐丰富

长期以来,三段论式的司法裁判推理被作为法律逻辑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随着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兴起,法律论证成为法律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于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共同构成了法律逻辑研究的两个层次。     

从经济人范式到制度人假说的演进:一个理论述评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这两个工具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很多经济学"革命"和流派的创立实际上只是这两个工具的差异或变化的具体表现。从经济人范式到制度人假说的演进过程中,古典经济人范式把自利作为目标函数,但没有涉及环境、技术、禀赋以及制度等约束条件;新古典经济人范式在最优化目标函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价格和收入约束条件的影响,但没有考虑真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约束;新制度经济人范式尽管已经考虑了交易费用的约束,但该范式越来越倾向于把机会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不可测量的要素放进目标函数作为解释变量,因此难以得到可验证的经济学意蕴。实证主义经济人范式应该注重客观约束条件的考察和转换。     

公共财政:从逻辑前提到规则选择

公共财政的经济运行背景与逻辑前提,是一个值得深入反省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理论辨析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财政经济运行的背景是市场经济,公共财政存在的逻辑前提是维持政府的公共权力,两者并不等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市场经济背景的变化、政府职能扩大、分配关系的现状和公共财政理论的演化给出了公共财政从使然结构到应然结构进行规则选择的理由.     

《资本论》的基本方法与主题——关于“终篇”逻辑地位与陈俊明教授再商榷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法思维原理的具体化和科学实证化,体现了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独特的把握方式.它把成熟的典型的具体对象,当作性质稳定的同一生长阶段的有机体,依照实验科学的方式设定科学认识活动的严密条件,通过剖析典型获得一般规定,因而一般与特殊、个别是直接统一的.《资本论》的首要主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以往政治经济学蕴涵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批判,也是对它们的价值立场的批判,归宿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或由此派生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的揭示从属于理论批判的任务和要求.原理部分的终篇是在科学认识基础上对首要主题的集中阐发,它与直接的理论批判即理论史部分的结论完全一致,不能把它看成客观对象的客观逻辑的“完整性”反映.     

逻辑实证主义何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思维:内在逻辑及其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起源于对归纳主义之逻辑缺陷的弥补,它不仅与早期的描述主义以及工具主义相一致,而且还可以调和归纳与演绎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披上了严密化、科学化和客观化的外衣,特别适合功利主义的要求。但是,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却内含了约定主义和工具主义,它是在特定引导假定下做些细枝末节的检验工作,从而不但不能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同时也很难对实践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从理性到心理: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渊源与内在逻辑

传统金融理论的本原可以直接追溯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效市场假说以理性预期和套利为重要前提,被视为传统金融理论最为核心的部分,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当有效市场理论越发受到来自理论和实证检验的双重挑战时,金融学的发展终于又从理性回归到心理,重新引入了"人"的因素,将心理学、行为理论与金融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市场并不是有效的"这一宏阔主题。本文尝试对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二者之间的发展渊源和内在逻辑进行辨析,以帮助研究者们更清晰地理解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脉络。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技术创新在经济交换逻辑演进中的作用——基于从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的演进视角

服务主导逻辑的提出,为解释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提供了新视角。然而,由于服务主导逻辑和商品主导逻辑重点强调在经济交换基础等方面的不同,忽视了经济交换逻辑的演进,从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的演进如何实现。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还缺乏深入讨论。基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断融合的经济背景,试图从技术创新视角分析这一演进的过程。研究认为,技术创新通过向市场提供新技术和刺激新的市场需求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资源基础发生变化,进而引发资源观变迁导致主导逻辑重构,促使人们理解经济交换逻辑的基础由商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转化。以上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外延,为企业深入理解服务主导逻辑的产生和价值共创提供管理思路。     

从居者有屋到房住不炒:中国房地产的逻辑转变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房价上涨的幅度普遍超出了工薪群体的承受能力,易造成低欲望的社会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热会虹吸天量市场热钱,一旦房地产市场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章从国内外历史经验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实处境分析其运行逻辑,试图厘清房地产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财富分配、债务转移与金融交易的逻辑以及未来房地产市场逻辑转变——如何实现居者有屋到房住不炒,旨在说明中国房价上涨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与民生工程,房地产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克服主流经济学理论下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推进县、镇、乡村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卡尔·波普尔的再评价--记维也纳大学卡尔·波普尔2002百年大会

今年是卡尔·波普尔诞辰一百年,7月在维也纳大学召开隆重纪念大会,参加者来自世界五大洲.本文对这次会议观点作了扼要的综述.     

从区位选择到空间集聚的逻辑演绎——探索集聚经济的微观机理

现代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无法从微观主体的区位决策演绎到空间集聚.本文旨在探索个体选址行为到实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基于空间互补视角探讨了空间集聚的条件--自然的抑或人为造成的空间互补利益可以加速空间集聚,并使之在这一区位形成维持和锁定效应.     

从城市偏向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

城市偏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的主导性政策选择.本文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史,把政府行为置于研究的中心,理解城市偏向经济政策演变的内生机制.研究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偏向是政府赶超的必然结果,而转型经济下的城市偏向则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必然产物.持续的城市偏向导致累进的社会成本,从而为政府的政策调整提供契机.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用于刻画政府主导下城市偏向的内生演变机制.     

经济顺向的逻辑:方法论的一种解读

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就是要把曾经严重扭曲的经济进程中的思想和实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所有制与财产权利悖论以及自发性秩序与人为设计的对立,转轨到经济顺向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进程中来.由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在一种观念指导下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与命令性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以及在另一种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基本价值观和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重点强调了经济过程的自发性秩序理念.     

技术逻辑、制度逻辑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

技术逻辑为新创企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制度逻辑使新创企业获得合法性,二者都有助于提高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受到环境的影响,在新创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作用不同。在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创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理论命题,建构了以新创企业发展阶段为调节机制的理论框架。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学分析

失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超乎寻常的思考层次。现实生活中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奥尔森式的集体行动,正是各个行动者利益偏好选择和理性行动的结果。要实现失地农民利益的有效维护和有效表达,就必须通过健全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措施来使这一表达行动的社会后果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The Logic of Political Territoriality

The creation of an undivided Europe without border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present-day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territoriality in Europe.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onceptualisation of political territoriality to indicate its significance. Political territoriality is defined here as an active strategy to control by controlling a geographical area. The implications of territorial control are labelled here the logic of territoriality, comprising geographical fixity, impersonality, geographical inclusion/exclusion and centrality. The more salient territorial control is, the more this logic of territoriality leaves its imprint on policies, politics and polities. This variable conceptualisation of political territoriality not only allows for more refined comparisons of time and place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than a rigid Westphalian understanding of territoriality would. It also enables one to determine where and when making the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in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betwee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justified, providing a common vocabulary for both disciplines in analysing changing political territori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