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社会关系”分析的必要性——从宏观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解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经历了多次更替，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甚至相对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确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确立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范式，而马克思则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宏观经济体系”。本文通过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凯恩斯总量均衡理论相通性的分析，结合新古典宏观经济的微观化分析，来说明在宏观和微观经济协调过程中引入“社会关系”分析的必要性。     

以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为基础的增长理论探索

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可以发展一个增长理论.这个增长理论的原始模型与现代模型中的哈德罗@多马模型非常类似.但是,马克思的增长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它揭示了宏观经济均衡的真正条件是劳动力报酬的增长率应等于经济增长率.市场机制本身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因而市场经济的增长总是周期性波动的,甚至通过危机强制“均衡“.这一增长规律指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正确方向.     

当代西方区位选择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从古典区位论到新古典区位论

新古典区位论理论分析框架仍然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影响了其理论对现实区位选择的解释力度和实际应用，对公共设施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则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下把区位选择主体从私人企业扩展到政府公共部门。     

山东省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关系的计量分析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最优政策的选择问题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我国经济增长中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也有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速度,财政支出规模也不断扩大。通过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     

技术内生化、长期经济增长与财税政策选择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以及不变要素假定,一国经济增长将最终达到稳态均衡和零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则表明,由于人力资本、知识存量、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与开发等内生性因素的不断积累,长期经济增长不会出现新古典理论预言的悲观情况,并且合适的财政政策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税政策,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     

出口计价货币选择：NOEM框架下的理论分析

本文系统梳理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NOEM)框架下的出口计价货币选择理论,分别从局部均衡模型到一般均衡模型,从静态模型到动态模型分析了出口计价货币选择的决定机制和主要决定因素.分析显示,除历史因素外,一国货币是否能成为国际贸易计价货币,主要由该国经济规模、出口市场份额、出口产品差异度、出口产业结构类型及该国币值的稳定性等因素共同决定.     

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以及不变要素假定,一国经济增长将最终达到稳态均衡和零增长,因此财政政策仅在短期调节经济稳定、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以及合理分配收入等方面发挥作用,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则无能为力。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合适的财政政策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进步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     

广西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适度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刺激了消费的增长和投资的需要,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对广西1949年以来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前,广西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被打破,人口变化逐渐独立于经济变化.这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广西经济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贸易及经济地理中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与运输成本——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学术贡献

通过将规模经济、差异产品与运输成本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克鲁格曼使我们开始并加深对贸易决定因素和区位经济活动的认识,其将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这两个曾经是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融合的开创性研究成为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先导。克氏理论认为,即使缺乏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也会产生贸易;而将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新要素与传统的要素禀赋结合到一起研究,导致了用实验来预测跨国间贸易方式的差异。     

贸易及经济地理中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与运输成本——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学术贡献

通过将规模经济、差异产品与运输成本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克鲁格曼使我们开始并加深对贸易决定因素和区位经济活动的认识,其将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这两个曾经是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融合的开创性研究成为新贸易理论发展约先导。克氏爰论认为,即使缺乏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也会产生贸易;而将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新要素与传统的要素禀赋结合到一起研究,导致了用实验来预测跨国间贸易方式的差异。     

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结果

当前,金融发展理论仍在不断深入、细化地向前发展.使用1998--2005年的截面数据考察股票市场和银行系统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利用广义矩(GMM)技术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股票市场规模的狭小,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没能有效地发挥其推动作用.金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以及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混乱,制约了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山东省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关系研究

农业科技投入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文章以山东省为例,全面系统研究了农业科技投入的问题,并利用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关系。研究表明,农业科技投入已成为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存在滞后反应,二者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为此,结合农业科技投入的现存问题,下一步应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的效率,使二者形成互为促进的良好循环机制。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把信息技术因素引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一种相对更加完善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利用2000～2010年中国及各省域的面板数据,着重分析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动态效应。结论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在整体上始终对经济增长有密切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各省域在利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高水平陷阱,但存在中低水平陷阱。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高水平地区的影响更大。整体而言,中国在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增长领域仍存在较大潜力。     

北京市私人小汽车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及因果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对北京市私人小汽车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并分析其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私人小汽车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表现出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二者之间有着长期显著的互相促进作用,且经济增长对私人小汽车消费的正向拉动效应更持续稳定,贡献程度也更为明显.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发展问题研究

传统的区位理论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为厂商寻找最佳区位,忽略了制度、技术创新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作用.以报酬递增、空间聚集和路径依赖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使得区域经济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产业集群理论则为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区域经济提升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从金融发展、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入手,基于面板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尚未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其中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但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其次,农村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贫困度,进而导致金融扶贫力度的降低。另外,金融规模的扩大也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当产业结构优化优势发挥出来后,其又会对金融规模产生显著的反哺作用。     

金融规模、金融调控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研究

首先将金融发展分为金融规模与金融调控两个部分,然后利用聚类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状态空间模型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研究方法的结论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支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中国的金融—经济系统在1993、1994年左右存在结构变化,在结构转变过程中,金融对经济的调控是平稳的。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金融调控手段在调节经济的同时,对经济增长也有微弱的促进作用。金融调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都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和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多年的发展,为理解增长过程、分析增长问题、制定增长政策提供了重要工具和理论基础。但对于面临深刻制度变革的中国,只有将以市场化为主旋律的制度变迁过程结合到增长理论中去,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为中国的增长问题提供理论启示。以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联接方式及其变化作为这一研究的切入点是合适的;在当前时期,打破三者之间的制度性联接,将三方面的改革隔离开来、独立进行,在制度变革中推进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提高经济的自运行能力。     

新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

协整检验表明新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总量与第二、三产业产值结构同向变动,而与第一产业产值结构呈反向变动;同时,由方差分解可知,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增长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增长影响较大,但反之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对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影响甚微.     

广西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VAR模型对广西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广西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Granger原因,而高等教育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长期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持续的双向促进效应,但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效应。政府为此应该采取相关对策,促进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