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出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1979-2009

文章使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1979-2009年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偏离工资的增长,这与Madsen和Damania(2001)等人的研究相矛盾。为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文章从需求引致创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利用两步系统广义矩(Two-step system GMM)估计方法控制全要素生产率对工资可能产生的影响后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79-1997年,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本一致;工资、出口均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998-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偏离工资的增长,主要因为我国出口额大幅增加抵消了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压力,降低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效率工资、租金分享与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企业利润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究竟来自效率工资还是来自租金分享,这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文章利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1)企业利润是解释我国企业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这主要由效率工资导致。(2)国有企业存在租金共享,但它不是通过企业利润实现的,而是利用行业垄断地位直接将职工高工资转化为企业成本实现的。(3)集体企业存在着租金共享。(4)外资企业也存在租金共享,但存在租金共享的外资企业同时具有更高的效率。(5)私营企业存在效率工资。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对私营企业而言,行业垄断不但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职工工资水平,或反过来说,产品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最后,文章针对性地给出了一些缩小企业工资差距的政策建议。     

论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基于经济租金的视角

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是两个不同概念,但理论上至今未对二者进行清晰界定和区分,应还原工资歧视的经济学本意.目前学术界将不同群体的系统性工资差异普遍解释为歧视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中应包含无歧视倾向的工资歧视.对二者区分有助于寻求经济机制以减轻工资歧视、缩小收入差距和避免劳动者过度维权.本文用经济租金剖析了二者的经济原因,用Rubinstein模型分析了劳资双方经济租金分配中二者形成的经济机制.主要结论:二者的经济动因都是经济租金;工资歧视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时自发经济行为和工资策略;歧视工资由歧视行为和经济租金双重引发;不同群体工资差异由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组成;应将工资出价而不是工资结果作为歧视的判别标准;应将经济租金纳入税基并实行累进税率以缩小工资差距.     

市场势力关联的收入分配效应：关联机理识别与竞争政策优化

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在提高居民工资的同时有效缓解薪资差距，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将市场势力引入收入分配问题中，基于工企数据和反垄断行政民事诉讼数据和最低工资数据组成的合并样本，构建了“企业-员工”私人议价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情境下的工资决定机制。研究发现，产品与劳动力市场具有“双边市场势力关联”特征，企业可以根据竞争环境的变化，调节双边市场势力的分配。在上述环境中，企业向劳动力市场扩展势力不仅使员工租金分享能力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技能员工间的工资差距。这种市场势力关联引发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具体表现在，产品市场推动的政策改革虽然减弱了企业产品市场势力从而有利于效率提高，但是其引致的企业向劳动力市场扩展势力的行为却会使员工租金分享能力降低并扩大收入差距。据此，文章认为加强《竞争法》与《劳动保障法》的协同可以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竞争政策也需要建立起“收入分配中性”的执法原则。     

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选取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2005—2009年的产业层面数据,从实证方面就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工资效应及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溢出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其进入过程中,通过影响工资效应的两个传导机制即技术外溢渠道与劳动力市场渠道,对我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并且其作用效果因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在行业引资程度较高以及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低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将对工资溢出产生积极影响。     

知识员工流动、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聚集

文章构建了一个技术溢出模型,模型的重要因素是知识和创新都是累积性的,技术溢出主要通过知识员工的流动.通过模型分析了第一代创新和第二代创新的成功概率及其收益关系,企业为了分享技术溢出的好处,在选择企业区位时会尽力聚集在同一地区,聚集也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利润的提高,同时商业秘密保护并不能阻止技术的溢出,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聚集区.     

FDI对我国内资企业员工工资的影响——基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员工类型的实证分析

目前,无论是以销售收入还是以就业量衡量,FDI在我国制造业行业中的份额都是不断提高的。那么,FDI的存在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员工工资有什么影响？文中利用世界银行关于我国2002年18个城市的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数据,将企业员工分为生产员工和非生产员工两类,然后实证分析FDI对这两类员工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员工类型不同,企业所在城市生产率水平不同,FDI对内资企业的工资影响是不同的。     

技术并购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持续性影响：基于吸收能力和利用能力的中介作用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周期,经济转型期是推动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力,也是并购高发期.基于2013—2017年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从产出和投入两个视角,实证分析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影响.研究表明:①国内上市制造业企业创新存在持续性,企业更注重创新投入的持续性,企业创新产出持续性呈波动性变化且部分企业未能实现增长;②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技术并购与创新产出持续性和投入持续性间起到积极中介作用,利用能力仅在技术并购与创新投入持续性间起到积极中介作用;③大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利用能力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提高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同时,也要注重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利用能力的提升,从而保障技术并购成效,提高企业创新持续性.     

低工资模式并非长久之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大幅提升．但相对于国民经济和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工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且工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而美国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达到56％。应当说,从短期效应来看．无论是增加企业的赢利还是增强国际竞争力,这种低工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样的结论只有在较短的时段才能成立。而长期实行低工资模式不能使众多低收入者共享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有悖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与经济问题。     

关系资产与企业收益创造--兼论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企业收益变化

传统经济学只重视技术资产创新价值和收益，实际上，关系资产是企业收益的重要来源。关系创造收益体现在垄断租金，创新租金以及关系资产在资源互补性，整合性等方面发挥的价值，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关系资产与技术资产在创造企业收益中的地位不同。     

员工教育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并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和经济密度等因素基础上,各省(市)平均出生率是企业员工教育合格的工具变量;提高员工教育水平可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增长。另外,员工教育在大企业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小企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有利于发挥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生育率与员工教育负相关,出生率每增加1‰,员工平均教育将减少0. 423年。在添加控制变量、分组检验和更换工具变量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     

税收优惠、租金分享与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

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公司税负的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公司税收优惠对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税收优惠显著增加了管理层平均工资,但普通员工平均工资未显著增加,从而扩大了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机制检验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带来的税收优惠通过促进企业资本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经营业绩,从而增加了员工能够与企业分享的租金,但与普通员工相比,管理层的租金分享程度更高。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税收优惠对资产结构偏长期、规模较小和民营公司的内部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但员工议价能力能够有效抑制税收优惠对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利用公司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新的启发。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社会生态学视域下企业创新驱动因素与绩效影响关系——评《制造业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与创新绩效研究》

正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制造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体现。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建立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蒋秀兰的学术专著《制造业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与创新绩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深入研究了企业生态创新渠道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全面分析了生态创新动力不足的影响因素,基于环境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理论支撑,结合波特假说模型,构建了驱动因素与绩效因素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涌现”现象及其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化

针对近期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奇迹认识的分歧,本文引入复杂科学的方法,考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涌现现象,中国奇迹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创造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的转变,是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而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从长期看,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短期内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高。本文基于OECD制造业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3类,从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多维度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构建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率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率衡量,每个维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采用两种方法测度,不同方法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与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事实吻合,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是重要原因。     

2016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投入强度评价

我国上市企业是行业内的优质企业,上市企业的创新投入及升级变化基本能够反映出行业的总体情况.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继续增长,研发强度接近3％;人力资本投入总量持续扩大,主要来自员工规模和人均投入的双增长.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在2012-2015年间的变化趋势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下,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发展需求迫切,但总体水平与制造业强国及全球领先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总体趋势没有显著改善,部分行业甚至出现恶化.进一步分析显示:人力资本投入的行业差距在缩小,企业刚性成本增加,不利于高端化发展.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行业间横向升级显著,但行业内纵向升级不足.创新资源更多向部分行业集中,而行业内部向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并不明显.     

创新激情、知识分享意愿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借助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和相关技术,研究了创新激情影响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分析了知识分享意愿和心理安全感对创新激情与员工创造力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创新激情对员工创造力具有积极影响,知识分享意愿对创新激情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对创新激情与知识分享意愿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心理安全感对创新激情与员工创造力间关系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知识分享意愿的中介作用实现。     

营养、健康对城镇居民工资的影响

通常,所用社区食品价格做营养摄入工具变量存在弱工具变量(weak IV)问题,这将引起估计结果的偏误,而住房改革是估计短期营养摄入与工资关系比较理想的工具变量。本文用不同工具变量对热量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发现,热量摄入和工资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发现,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摄入增加都对工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营养为基础的效率工资模型在短期和长期的有效性,同时也证实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积极增加对营养和健康的投资,是进一步增加我国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     

R&D资本化改革、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增长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为更加科学地核算R&D资本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于全要素生产率中剥离出R&D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为更好地识别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供了契机。鉴于此,论文基于《国民账户体系2008》,对中国两位数制造业R&D资本存量和工业增加值进行准确核算,进一步构建拓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考察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呈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20.38%,但行业间差异显著,增长主要聚集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创新驱动效应正逐步显现,2019年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正逐渐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对我国制造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