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税收政策选择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要以调整、稳定、创新、提高为基调，努力实现从总量增长向结构优化的转变，从重生产轻流通向通过市场流通促生产的转变，从条块各自为政向条块联动的转变，逐步向农业产业化、城市现代化，工业高级化、环境清洁化方向迈进。支持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选择：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消除产业结构调整中税收制度方面的不利因素；建立以地方税为主体的税收政策优惠体系；适当下放中部地区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解释权；立足于中部地区科技进步，给予税务扶持。     

税事文摘

宣传文化事业一揽子税收优惠出台；不予免税进口商品新目录三月起执行；捐赠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可税前扣除；中部部分地区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政策     

经济集聚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来自设立国家级城市群的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将我国设立国家级城市群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集聚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降低了我国城市群城市间的税收竞争强度，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对中部、西部地区城市群城市间的税收竞争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资本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偏向于流入城市群城市，说明城市群政策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大于税收竞争强度降低所带来的生产要素税负水平提高。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城市集群化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城市集群化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税收优惠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分析

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此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的税收政策的优势并未明显体现,西部民族地区一、二、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而且农业的产业结构更为单一。现行的税收政策及优惠措施达不到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通过宏观税率及三大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如从区域优惠为主转变为实施产业优惠为主、加速第一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完善税收优惠地方政策,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州空间自主权等优惠措施。     

中部崛起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标志着中央将拿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来支持中部六省的崛起。该《通知》的下发为中部地区的公司业绩增长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中部地区企业集团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的思路也应重新定位。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中的税收因素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差距扩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扑，东、中、西部GDP分别为全国GDP平均水平的179.04%、84.32%、66.07%；人均GDP，全国为6，046元，东部为11，466元、中部为5，400元、西部为4，231元，东西部差距的形成固然有历史因素，地理环境、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等原因，但近年来差距的扩大与国家向东部地区倾斜的战略关系密切，相应的税收政策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了解西部经济发展滞后中的税收因素，选择合理的税收政策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税收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增值税扩大抵扣热楚天

当东部沿海地区早就享受改革开放优惠政策时、当中央吹响西部大开发进军号之际、当东北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之初,只有中部这不是“东西”的地方,没能享受促进其发展的特殊税收优惠。中部盼发展,尤其希望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段]     

税收与环境污染问题实证研究——基于环境联邦主义的视角

本文从环境联邦主义的角度,利用1999-2014年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规模与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量存在正相关关系,税收规模的提高不利于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减少,这说明税收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放松对环境污染管制的努力。税收种类与环境污染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除了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企业所得税所占税收比重的提高会增加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量。税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地理区位的重点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中部,东部地区重点城市的税收规模的增加对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量的不利影响显著大些,但西部与中部的差异却不明显。     

地方税收与西部大开发--边际税率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时间序列回归估计了各地区地方税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然后,在使用平均税率控制税收与经济的逆因果关系下,由截面回归分析了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边际税率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水平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并从税收政策方面解释了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的原因,认为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对西部的效应不明显,这就需要重构税制,特别是西部地区应通过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和优化财政支出,适当降低地方税的边际税率,以建立具激励效应的地方税制,促进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地区补贴差异、农民决策分化与农业保险福利再分配

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发达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大,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受自身财政实力的制约补贴力度十分有限.补贴力度的不同将会影响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愿,进而影响他们的生产决策,并最终影响到全体农民的福利分配.应发挥中央财政的调节作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扶持力...     

财政分权和西部地区的发展

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西部地区发展问题，不但需要国家在资金上给予扶持，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倾斜，其中一项政策就是财政税收政策。财税政策倾斜的重点不仅仅是转移支付，还应该包括给予西部地区以财税政策的制度权，使西部各省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优惠政策，以达到吸收外部资金和民间资金的目的，只有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的发展。     

省以下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的经济学分析

省以下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已经成为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运行十多年来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辖区间外部性问题的广泛存在,是引发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根源。尽可能地纠正我国辖区问外部性,建立一个有效的辖区间外部性内在化机制,是治理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的一条有效途径。     

财政压力、土地财政与区域房价的时空演化--基于GTWR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分析财政压力与土地财政对区域房价的影响机理,来构建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同时考虑到财政压力与土地财政对区域房价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采用GTWR模型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研究了财政压力、土地财政对房价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并对其时空异质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压力、土地财政对房价整体上具有正向直接效应;财政压力通过土地财政对区域房价起到正向的间接效应;财政压力和土地财政及两者互动对房价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由于较高的土地财政依赖而以间接效应为主,而西部地区则以财政压力对房价的直接效应为主。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战略措施研究

引进外资是加速西部开发的重要途径。所处经济时期的特殊性和地区内部的差异性决定了西部引进外资战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为此引进外资战略措施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地区市场的特点 ,全面认识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必然性、长期性和渐进性 ,提出合理的、可行的、高效的战略措施 ,使西部地区引进外资这项工作能够深入、持久、健康地进行下去 ,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高质量地增长。     

有关国家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政制度安排与借鉴

本选择美国、印度尼西亚等典型国家，就其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政制度安排问题，进行比较与分析，概括其异同，总结规律，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Arrangements and Provincial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in China

This paper utilizes a panel data set on two major fiscal reforms in China—the fiscal contract system (FCS) in 1980-93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TSS) after 1994—to examine how the various aspects of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arrangement affect the ability of the fiscal system to facilitate risk sharing. The high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extrabudgetary revenue items in the FCS generally weaken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support interprovincial risk sharing. This situation was reversed in the TSS period.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central-to-local transfer (transfer-in) and local-to-central transfer (transfer-out) on risk sharing was asymmetric in the sense that transfer-out enhances risk sharing but transfer-in does not.     

我国财政均等化现状研究:1994-2004

本文对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财政均等化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地区间经济均等化、财政收支差距和转移支付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财政不均等现象较为严重,说明现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作用相当有限。     

Are labour markets in the new member states sufficiently flexible for EMU?

New Member States (NMS) coming from central planning are often advised against early Euro adoption because of their rigid labour markets. But are labour markets so rigid in these countries? We argue in this paper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are no more “rigid” than among current EMU Members whilst wage bargaining institutions are actually better equipped for microeconomic wage flexibility than in the EU-15. NMS also achieved substantial reallocation of jobs and workers in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s, display relatively large job turnover rates and are reducing their regional mismatch. The view that NMS have rigid labour markets is fuelled by the low job content of growth in the region. But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latter is related to productivity enhancing job destruc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prolonged labour hoarding. Reduced-form employment equations estimated in this paper also suggest that tight fiscal policies, rather than being harmful to job creation, may actually improve the employment performance of the region.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is result is that loose fiscal policies weaken the confidence of investors and crowd-out private employment growth through generous pay rises to civil servants.     

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仅仅三个年头已经取得重大成效，这说明我国的宏观调控既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也取得了通货紧缩的初步经验，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这种经验的重要方面。中央已以明确今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这是根据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做出的决策。现在伯问题是：为什么应当继续实施，为什么可以继续实施，以及通过理论的论证来解除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些疑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