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妇女家务劳动的价格?——对加里·S·贝克尔单人户居民时间分配理论的发展

传统理论对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看法,要么认为其自然地是非生产性劳动而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从而是无偿的,要么即使呼吁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报酬,也未能够给出科学的定价方法。文章利用加里.S.贝克尔的单人户居民时间分配模型和埃其沃斯曲线,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提出妇女家务劳动定价模型。假设丈夫和妻子具有完全同质的人力资本,丈夫将全部时间用于有报酬的市场劳动,妻子将全部时间用于家务劳动,结论是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根据丈夫从事有报酬的市场劳动的工资率定价。假设丈夫从事市场活动取得较高的工资率,核心家庭中的男女根据不同的人力资本禀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妻子承担更大比例的家务劳动,丈夫为家庭带来更大比例的经济收入,结论是妇女家务劳动的价格等于丈夫和妻子市场劳动取得的真实工资率的加权平均数。     

家务劳动手段现代化实现的内在机制与社会效应

家务劳动手段的变革及其现代化，正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一现代化历程，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生活乃至家务劳动处理等产生极大影响。本文谨对家务劳动手段现代化的状况及其内在机制与外部社会效应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家务劳动手段现代化的不足之处也予特别说明     

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纳什议价模型基础上,使用来自中国9个省的双收入家庭的调查数据,检验了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议价能力提高将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并使本人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对其他因素的弹性增大。议价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性的效果强于对女性的效果。本文拓展了已有的关于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研究成果,对议价能力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做了探讨,并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出议价能力在家务劳动时间配置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

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凸显了脑力劳动（业务工作）和体力劳动（家务劳动）的矛盾,使家务劳动的问题成为一个阶层的特有负担,而遮蔽了性别的问题。重读80年代的小说《人到中年》可以读出以下问题：家务劳动在话语上怎样变成了一种负担？陆文婷为什么只能代表知识分子,而不是女性？谁是家务劳动理想的、合适的承担者？“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如何为保姆进城搭台？对小部分家庭而言,雇佣家务劳动是用阶级的关系“解决”家务劳动中性别分工的问题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社会主流对家务劳动的定位、认识和处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脑体、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     

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

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就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由于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就业决策不仅受各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家庭实际情况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分析，揭示影响已婚妇女就业选择的各种因素，并提出解决已婚妇女如何兼顾家庭劳动和市场工作的对策：阶段性就业、弹性工时制和家务劳动社会化。     

对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社会化合理配置的要求,也是把女性知识分子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发挥她们的优势,为国家、社会、组织和家庭作出更大贡献的要求,同时也是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就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     

关于经济收敛的一个新寓言——引入闲暇后增长性质的改变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争论之一在于经济是否会收敛,后者通过将技术进步率内生进而证明经济可以持续增长。本文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性质不但和生产及技术有关,而且会越来越受到闲暇选择的影响。当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向稳态逼近时,闲暇的互补效应和正边际效应引致个体选择更多的闲暇,这会使闲暇的替代效应最终抵消并超过闲暇的互补效应,导致经济收敛。     

工作忙碌制约了家庭消费升级吗?——来自文体休闲消费的替代效应证据

在微观家庭的消费升级中,时间和金钱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者均与工作忙碌程度相关.工作忙碌既可减少闲暇时间,使得工作对消费产生替代效应,制约消费升级;又可能增加收入,产生消费的经济基础优势,表现为互补效应,促进消费升级.但受制于加总谬误等相关因素,以往研究尚未对上述净效应给出经验证据.本文以文体休闲为消费升级的代表,分析现阶段中国家庭工作忙碌程度对消费升级的净效应.研究发现: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作用,经济基础优势弱于时间分配冲突,工作忙碌程度制约了消费升级.原因一是宏观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变高,使得工作忙碌对闲暇时间的替代效应增强;二是微观上,家庭年龄结构老龄化增加,消费受阻.由此建议,制定消费升级政策时,应考虑工作忙碌程度,尤其要增加中高收入人群的闲暇时间并关注家庭老龄化的消费约束.     

辽宁省职工自由时间利用状况分析

自由支配时间也称闲暇时间,是人们在一天(或一周)的时间总量中扣除必要时间(工作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而余暇的时问。自由支配时间是人们用于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的时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人们物质义化生活的水平与质量,反映着社会发展与文明,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总的来看还比较低,这种客观现实使得我国职工在自由时间数量与利用上有些什么特点?在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有着哪些差距?尚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本文根据《辽宁省职工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统计资料,对此作一尝试。     

艺术生产模型:评述与改进

建立了一个新的艺术生产模型.创新之处在于:(1)考虑的是艺术生命,而非艺术家的一生;(2)认为艺术家的层次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从而艺术生产函教也发生变化;(3)把艺术生产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培养期、业余艺术家时期、专业艺术家时期和超级明星时期;(4)吸收了闲暇经济理论,把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相对应.     

数字经济、家庭分工与性别平等

家庭内部的时间配置的性别差异体现为家庭分工,这与家庭整体福利紧密相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人时间配置和家庭分工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经济降低了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增加了闲暇时间。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强化丈夫在工作上和妻子在家务上的比较优势,促进了更加互补的家庭分工,加剧了家庭时间配置上的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家庭分工视角下的性别平等的变迁路径。     

经济效率的决定框架:技术、资本与闲暇——兼对日本和丹麦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考察增长时主要关注其规模与速度,本文认为随着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日益重视,经济效率问题同样需要关注.本文注意到,传统增长模型主要涉及工作时间内的生产,但闲暇时间不但对工作时间形成替代,其中的活动还对个体素质及其工作效率有互补作用.为此,本文将闲暇时间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并用"时人均GDP"来衡量经济效率,建立经济效率模型,模型显示:受教育时间和闲暇时间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作用是非线性的.随后,通过引用跨国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效率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因素,其次是受教育时间,闲暇时间最初对经济效率有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老年低消费的解决之道：从消费—劳动“双低”到“双高”均衡

中国微观和全球宏观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储蓄率论有所偏离,意味着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文章构建跨期决策模型发现,当总效用不变时,消费可以被闲暇替代,家庭决策存在“低消费、低劳动”和“高消费、高劳动”两种均衡。当对最低劳动施加约束时,老年人会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结论：（1）老年家庭的消费—闲暇替代弹性约为3,表明当相对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例将变化约3个百分点。（2）当消费—闲暇替代弹性上升1时,储蓄率上升6.73个百分点。2016—2019年间,老年家庭这一弹性平均每年上升0.86,对应储蓄率每年上升5.80个百分点。（3）在考虑了预防性动机、长寿动机和遗赠动机等竞争性解释后,消费—闲暇替代仍可以解释老年人的高储蓄。总的来说,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从消费—闲暇替代关系中解释了老年人消费—劳动的“双低”均衡。基于此,文章认为,释放老年群体劳动潜力,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实现消费和劳动供给双重稳定。     

经济师应重视关系营销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师应重视关系营销的理论与实践●朱海平任何社会的市场营销都是随着市场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而发展的，在我国，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消费方式日益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征，同时，享受和欣赏需要的...     

对家庭农产品购买行为模式的探究——基于四川安县城镇家庭的调查

文章从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模式的比较入手,对家庭农产品购买的主要特征、决策方式及购买行为过程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四川安县城镇家庭购买畜禽产品的调查数据,建立logit模型对影响家庭农产品购买行为的选择因素进行了验证,在对霍金斯的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家庭购买农产品的行为模式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农产品购买行为模式。     

八小时之外的商业价值

在过去，人们常常使用工作时间和生活休息时间的提法，来界定和区分时间的意义，一般来说，企业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工作时间”是创造价值的有效时间，而“生活休息时间”则是不具有或不创造商业价值的无效时间。通俗点说，除了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被认为具有管理价值之外，其它的生活休息时间的商业意义，几乎全部被忽视了，它们常常被冠之以“休息时间、睡觉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等等无聊时间的称呼。[编者按]     

独生子女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证据

独生子女政策无疑是过去三十余年间对中国家庭以及人口结构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之一，独生子女的“独”这一特性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反而更低。为了解释这一结果，本文从金融知识、风险态度、社会互动和信任度四个渠道分别进行考察。其中，前两个因素主要与保险能分散风险这一功能属性相关，而后两个因素则体现出保险因信息不对称而与生俱来的信用属性。结果显示，给定其经济水平，独生子女更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的原因，并非是他们在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上与非独生子女存在明显差异，而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互动和信任度方面明显弱于非独生子女，正是这种“社会性”的缺乏导致独生子女更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     

我国居民购买家用轿车的调查分析

家用轿车距离中国家庭还有多远？用户对家用轿车的购买、消费究竟是什么要求？这些话题已成为社会热点，也是各家用轿车制造企业迫切需要了解的内容。为此作者利用网上数据作了一次统计分析，目的在于了解普通家庭对购买家用轿车及其消费方面的心理，并为家用轿车生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本次调查采用网上自愿填写，即时提交发送的方式。调查时间从2000年8月4日至2000年8月25日。调查总共回收问卷389份，其中有效问卷314份。由于目前我国计算机及上网人群基本局限于中高档收入家庭，故而本次调查也能反映出中高档收入家庭购买家用轿车的真实情况。     

劳动负效用与农户生产决策模型的重构:理论框架

对于家庭经济活动的研究,闲暇效用并非一个恰当的处理方式。本文引入更为本原的劳动负效用概念以替代闲暇效用,重新构建农业家庭生产决策模型。新模型区分了家庭自有劳动与雇佣劳动,劳动负效用与消费正效用之间的平衡构成新的均衡点,家庭的预算约束也从资本利润放大到了全要素的纯收益,利润最大化只是特例。分析表明,新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农户生产决策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争议,可为不同类型的农户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理论框架。     

独立学院实施闲暇教育的必要性

独立学院学生闲暇时间利用存在盲目性、闲暇活动单一、闲暇活动价值不高等问题。究其原因是社会闲暇教育意识淡漠、学校闲暇教育的缺失以及学生自我发展意识不强。为此,独立学院实施闲暇教育是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培养学生精神文明、完善学生知识结构与发展个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