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行政强制立法与《行政强制法》的吻合度分析

林业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依法治林及林农合法权益保护。我国的林业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木材运输管理、植物检疫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等三个领域创设了16项林业行政强制行为。通过对林业行政强制立法的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得知,除由规章设定的＂通知品种权人缴纳滞纳金＂这一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以外,我国的15项林业行政强制立法与《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相吻合。《森林法实施条例》对《森林法》中＂有权制止＂这一＂暧昧的制定法＂解释为＂暂扣木材＂,是一种合理的行政解释裁量,应予尊重;而综观《森林法》的全部规定可以发现,森林公安机关可以成为＂暂扣木材＂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适格实施主体,这一发现得到了法律实践的验证。     

环境司法,应实现专门化审理

环境侵权行为的二元性特征导致一个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关涉私益与公益、有形主体与无形主体、个人损害与生态损害、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实际损失与未来风险等多重因素。传统侵权法对于这类纠纷中复杂的因果关系、难以计量的损害后果、行为的不可谴责性等难题无力应对。因此,我认为,必须打破现有体制机制的障碍,实现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审理。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是实施环境法的必需一环。环境法是在传统法律部门基础上发展出的新型法律,与传统法律有着本质区别。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引起法律关注的最早领域是侵权法,环境污染导致人身或者     

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

法律原则作为法哲学和部门法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基本原则不仅体现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更对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法制环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直以来,理论界对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方法或标准少有研究。循环经济法作为环境法的特殊部门法,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基本原则,并且通过独立的基本原则反映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确立为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原则和共同责任原则。     

民法概括性条款适用与解释的方法论检视——从公序良俗原则的运用切入

"公序良俗"原则等概括性条款的适用问题一直是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其适用与作为法学方法的法律解释相联系。在概括性条款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交锋,而这种紧张关系实际上是由法律解释的自身的局限造成的。既有的法律解释的顺位并非一种强行适用的规则,不同的规则实际上并没有绝对必然的优先顺位。在需要进行法律解释的场域中,结果往往在解释之前就已经形成,而法律解释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法律事实与结果之间搭建一座联结的桥梁,使判决的结果具有合理性,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增加判决方案的可接受性,而这种可接受性是以实现法律的社会价值为鹄的。因此,对于概括性条款的法律解释应当建立在对于法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考察的基础之上,从时空的角度去认识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效果的差异性,对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进行取舍,寻求最符合当下社会利益的判决结论,从而实现良法善治。     

环境法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将公众参与作为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手段渗透到环境法绩效评估过程中,可真实、客观地获得环境法律实施方面的评估信息与结果。文章从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入手,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公众参与的制度与实践,结合我国的基本现状和具体国情,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完善我国环境法绩效评估制度中公众参与的设想。     

完善环境公众参与的基本途径——厦门PX事件的法律思考

不论是从国内环境法的层面还是国际环境法的层面进行考察，我们都可以认为民主参与是环境保护领域必须高举的大旗，公众参与原则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处处渗透着民主参与的精神。但是，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在实现的途径上还存在一些弊病，如公众参与的范围较窄、方式和内容在立法中原则而抽象、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不够强，公民环境法律权利的缺位以及环境与发展决策中法律机制的缺失等等。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从厦门PX事件中所折射出的法律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环境公众参与原则实现途径的法律思考。     

追寻正义: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危机与出路

与经典社会理论的分析不同,法治实践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悖论特征,在劳动法、财产法、合同法、金融法、公司法和环境法等领域,形成了一种内外有别,呈现身份和产权差序化格局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形式主义或实体主义理论都不能完整把握其性质。中国法律社会学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某派学说或者盲目坚持本土主义、实践主义的学术路径。要对改革时期中国的法治运动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形成的特殊结构与悖论逻辑,在社会理论层面展开更为切实而深刻的分析,并在正义和规范层面对法治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批判、反思和引导,这将是未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突破学术困境、探索新路的关键。     

论法律解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概念法学派认为法律解释是一种纯粹理论的认识,其客观性在法律解释者理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解释主体不得将个人的价值判断掺杂进法律解释中。然而,到了19世纪末,“法典万能”的神话开始破灭,在法律解释中解释者的主观意图和价值判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解释本质上是创造性,法官可以突破“书面法律”依据社会发展和价值的需求解释,甚至创造“法律”。因此法律的有效性解释必须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的过程。     

法律英语专业术语的特征及翻译

文章在分析英汉法律术语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森林法》修改的若干问题思考

1998年《森林法》实施十几年之后,人们对于森林的功能定位、内涵界定都发生重大变化,林业的性质以及林业建设的任务迅速转型。现行《森林法》在林业经营机制、林业管理体制以及林业产权制度方面的规定已经对林业建设形成掣肘,迫切需要进行修订以适应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森林法》需要在立法宗旨、法律性质、制度内容、行政管理和森林保护等方面做出方向性改变,并应当建立森林物权制度和生态公益林管理制度,改革商品林管理制度和盗伐滥伐的法律责任。     

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反思与改造

作为部门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一部分,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突出表现在金融监管立法不完备,法律、法规混杂、重复、遗漏及空白之处甚多,对监管主体的规定存在缺失,央行的独立监管地位弱化,关于金融监管的手段、方法的规定不完善,以致造成执法缺乏力度。在国外资金大量涉入国内、国际金融及监管规则约束国内的金融机构之前,必须完备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论我国税收源泉扣缴制度之完善

源泉扣缴是税款征收的重要方式之一,能有效地控制税源、节约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我国源泉扣缴制度存在法律规定层级多、不同层级税收法律规定相抵触等问题。针对我国源泉扣缴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应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源泉扣缴的概念、原则;统一税收实体法中的相关规定,从而完善制度体系;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改变扣缴义务人权利和义务失衡的状态,明确区分源泉扣缴和委托代征。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法制问题与出路

法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是所有制度中最为重要、稳定且权威的制度。法制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应有之义。针对湖南当前所面临的立法供应不足、行政执法乏力、司法保护软弱以及法制文化落后等主要法制问题,文章明确了法制创新的基本路径,即：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思想武装,发挥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和完善政府行政执法职能,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以期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法制创新对＂两型社会＂的切实保障和积极促进。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sider Status, and Boundary Maintenance

If legal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were omnipresent, omniscient, and costless, the identity and history of one's partners would be irrelevant, since any problems caused by unreliable partners could be remedied effectively. However, when legal enforcement is localized, imperfect, and costly, different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 contracts carry implications for the sets of acceptable contracting partners. When legal enforcement for contracts is based on national law, whose reach is coterminous with a state's territory, acceptable partners tend to be defined territorially. When stat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 law is weak or nonexistent or when a contract is so vulnerable to nonperformance that it requires auxiliary support, actors must devise an alternative or supplement to state enforcement. The most relevant contracting boundaries then will be ones defining groups that can efficaciously create and maintain intertemporal, inter-issue, and inter-actor linkages. We examine just three of many possibilities: family-based, function-based, and ethnicity- or religion-based groups. These different systems of governance affect which entities are recognized as members in the club of actors, as well as how actors define their contracting boundaries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with whom they contract relatively freely and those with whom their contracting is more circumscribed.     

城管行为失范的行动逻辑及其规制对策——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城管执法人员既是城市治理过程中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与社会公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基层公务人员。城管执法人员属于"街头官僚"范畴。其执法过程存在行为失效现象,如执法程序的缺位执行、行政执法方式的选择不当、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渡滥用等。行为失范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体利己性、有限而又稀缺的政策资源、规则的非理性依赖、执法对象的非自愿性等。应采取伦理和道德教育、重塑执法流程、法律监督等来约束执法人员的行为。     

公司经营者的法律义务及其规制

笔者从公司经营者应对公司承担的法律义务切入 ,在对经营者承担的法律义务内涵界定的基础上 ,尝试构建经营者法律义务的体系结构 ,并对法律义务提出相应的规制措施 ,以期为遏制经营者滥用经营权侵蚀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提供有效措施 ,同时为现行公司制度的完善提出立法建议。     

浅谈当代中国的法治精神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已初步树立。要突破制约中国法治深入发展的瓶颈,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形神兼备＂。源自中国传统的和谐价值是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结合现代法治理念,明确法治精神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各个环节的作用,并探索其生成的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