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创新活动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企业应该重视创新。同时，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为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发投入在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想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需要将适当的股权激励政策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相结合。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

国际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成长战略，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尚为缺乏。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东道国制度水平对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效应，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丰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证据。     

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东道国制度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国际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成长战略,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尚为缺乏。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东道国制度水平对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效应,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丰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证据。     

宜控还是宜参？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逆向混改视角

国有资本逆向入股民营企业追求“国民”间长期合作而不是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引入国有股权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参股性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而控股性国有股权则不利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参股性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而控股性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越弱。市场化程度对国有股权的创新效应具有“扬长避短”之效。在采用替换核心变量和变量滞后取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结论可为推进国有资本监管改革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国有股权管理是国家股东的头等大事

国家是股份制企业国家股的股东。国有股权管理是国家股东的头等大事。维护和实现股权权益是所有股东在行使其权能中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国家股东就必须把国有股权管理这件事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上来。加强对它进行管理,保证使股份制企业的国有股权得以实现。按通常贯例,股东对其股权的管理包括投资决策、股权流动和股权收益的管理。然而,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各个时期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就当前我国股份企业的现状看,对股份制企业国有股权迫切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工作;一、加强改制企业存量资产的评估和折股管理     

企业国有股权转让过程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为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更好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实现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2017年2月,经临沂市人民政府批准,临沂市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10％的国有股权经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本文以上述案例为背景,对企业国有股权转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国有股权转让的基本程序以及有关的账务处理进行了深入探讨.     

Political connections,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rivate-equity placemen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In contrast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Chinese listed firms must obtain approval to make private-equity placements (PEPs) from the Chinese Secur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a state bureau that regulates capital market financing. We analyse the rol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PC) and ownership structures when accessing private equity (PE) market,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olitical ties operate within the regulatory process of PEP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Cs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firm’s decision to apply for PEPs, but firms with state-ownership demonstrate a higher propensity to apply for PEPs. PC and state-ownership appear to help firms to obtain approval from the CSRC, and these firms are treated more favourably than their rivals without such connections.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spend less time in managing bureaucracy, but PC and state-ownership negatively affect proceeds from the PE market in China. Firms with politically connected directors with professional business backgrounds tend to spend less time managing the CSRC, and these professionals positively affect proceeds from the PE market in China.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policy-makers, investors, PE issuing firms and security market regulators.     

制度环境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通过外部制度的安排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制度变迁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R&D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R&D投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指数、法制环境指数、融资环境指数和产品市场环境指数与公司R&D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公司加大R&D投入,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持续提高创新优势的源泉应包含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良好的法制和融资环境以及公平的产品市场环境。     

上市公司产业转型的风险管理

产业转型是我国很大一部分上市公司不得不面对的艰难选择,其中蕴涵着极大的风险,转型成功率极低。产业转型的本质是产业创新,通过产业创新实现产业转型是企业转型成功的基本保证。     

创新、市场结构与行政进入壁垒-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熊彼特假说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整理出中国524个四位数代码产业的2005--2006年产业层面数据.我们假设政府对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产业设置了较强的行政进入壁垒,并以国有经济比重大小为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大的行政进入壁垒产业的创新与市场结构呈显著"U形"曲线关系,熊彼特假说成立;国有经济比重小的自由市场产业的创新与市场结构呈显著"倒U形"曲线关系,熊彼特假说不成立.本文认为,忽略行政垄断和自由市场的制度因素,把国有经济比重大小不一的样本混合起来进行回归估计,可能是以往国内外实证研究出现结果不显著、不稳健,甚至互相矛盾的主要原因.     

资源价格波动性对企业创新类型的调节效应

我国企业究竟应当选择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一直存在争议。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不是简单的对立和过渡关系,而是划分中国企业创新类别的重要维度,并由此可以推导出4种创新类型。在引入资源价格波动性作为调节变量的框架下,讨论了4种类型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资源价格波动性较大时,企业应当选择自主创新和整合创新;而当资源价格趋于平稳时,企业则应当选择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两个方面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该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看,政治关联都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好的制度环境则会削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家族企业应该权衡社会情感财富损益及政治关联得失而避免企业战略短期导向,政府则应为家族企业创新及其绩效提升营造良好的金融、法制、经营等制度环境,减少政治寻租空间。     

国际化对新兴市场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国际化已成为新兴市场企业实现创新追赶的重要战略。然而,现有研究关于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对创新影响的条件和机制缺乏关注。基于知识观和二元性整合视角,探索国际化对新兴市场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以中国高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国际化广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国际化深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国际化广度和深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交互作用。结论对于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具有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多元化战略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现金薪酬水平与公司价值负相关,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激励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多元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当控制了影响多元化的公司内部因素后,我们发现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现金薪酬之间是负向关系;多元化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是正向关系.多元化程度与在职消费正相关.多元化决策是管理当局希望从多元化中获取更多的剩余收益和隐性的私人利益.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9-2015年394家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有效研究样本,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组织环境特征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治理主体个体特征变量--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代际传承会降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②环境不确定性会强化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③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会减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家族企业应将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纳入战略决策考量,并切实加大创新投入,重视对二代继承人多维能力的考察与培养;政府应着力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战略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制与经营等制度环境,提供智力资本与企业家网络平台等支持。     

多元化经营、企业价值与收益波动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指出,马里斯关于企业利润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前提假设不适应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增长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出新的特征.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对企业价值具有正效应,多元化经营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企业的多元化对企业收益的波动具有负效应,即多元化降低了企业收益的波动程度;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之间的拐点已经出现.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为什么普遍采取多元化经营这一模式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