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保投资、环境管制与股权资本成本——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3的经验证据,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与股权资本成本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保投资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该点时企业环保投资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验证环境管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强化了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环保投资低于临界点,与低管制的企业相比,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强;当环保投资高于临界点时,“创新补偿”占据主导位置,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的增加将引发股权资本成本更大幅度降低。     

客户集中度、企业环保投资与绿色创新

客户关系是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呈“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呈负相关关系。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环保投资水平下，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即当环保投资小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当环保投资高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进一步基于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对重度污染行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度污染行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且仅在中度污染行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环保投资门槛效应。因此，企业应强化绿色创新理念，且与客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需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并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要高度重视中度污染行业的减排状况。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度融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举措。运用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4—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企业的投资不足得到明显缓解,环保信用较差企业的投资过度得到抑制但不显著,说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仅表现在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主要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治理效应表现在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资源效应表现在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内外环境分析发现,当信息环境、治理环境较差时,环保信用较好更能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研究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有效性,为“十四五”期间持续优化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检验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ESG水平,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内部控制效应及外部监督效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地区制度环境、行业属性及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为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地区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政府双重目标协调视角

基于2012～2017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探索并解释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行为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的地区,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作用越弱,说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确实会影响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     

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视角

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重点考察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保投资,信贷支持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绿色金融发展能够产生信贷支持,使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融资,助推加大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董事会断裂带可强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绿色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非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中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引导企业环保投资;不断优化和完善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     

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

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低效的现状,我国开展了一系列环保督查活动,而外部的环境政策将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选取A股2013—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即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宏观环境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为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完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融资能力

随着资源的日益短缺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纷纷向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确保环保资金投入、优化环保投资结构、改善环保投资绩效和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等。本文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与盈余管理——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视角

近年来，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次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视角，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不同属性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与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地，在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样本中，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升了操控性应计质量；在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样本中，资本市场开放对操控性应计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监督机制和改善公司信息环境机制抑制盈余管理，而提高公司面临的投资者诉讼风险这一机制则未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重污染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与缺失的经济效应对比分析

基于2010—2016年828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盈余质量、市场价值、市场份额三个方面对比分析重污染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与缺失的经济效应,探究财务风险、高管持股比例、产权性质、企业规模与履行环境责任的交互效应,并通过配对分组进行谨慎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履行环境责任的重污染企业其盈余质量、市场价值与市场份额更高;具有较低财务风险的重污染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能显著促进其盈余质量和市场价值提升;高管持股比例较低的重污染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能显著促进其盈余质量和市场份额提升;国有性质的重污染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能显著促进其盈余质量提升;规模较大的重污染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能显著促进其市场价值提升。     

政府干预、环境污染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是否改善了地区环境质量,地区环境污染是否是企业环保投资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两个问题,文章分别以省际面板数据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越严重;环境污染不是企业做环保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政府干预对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没有影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进行了更多的环保投资.     

公司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文献综述

由于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学者们也将研究热点从政府环保投资转向企业环保投资.近年来,企业环保投资已经成为环境会计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现有文献表明,股权结构、产权性质、高管特征、董事会特征与党组织参与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和环境规制、资本市场、市场竞争、媒体与公众关注等公司外部治理因素,都会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及其结果产生影响.文章所梳理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企业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增强企业的环保投资提供借鉴,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启示.     

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低碳城市试点、媒体关注与企业环保投资 ——基于"双碳"战略视角

文章以我国分批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微观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手工收集整理的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数据为样本,深入探究企业在承接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同时基于环保合法性考察外部媒体关注所发挥的作用,实证检验发现:媒体关注程度高时,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体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分析低碳试点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最终会提升企业价值.     

资本市场开放缓解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吗--基于经理人短视的中介效应

沪港通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创新政策,研究其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文章利用2014年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从职业经理人短视这一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沪港通政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即企业的投资过度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均得到显著改善;进一步验证,职业经理人短视在沪港通政策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本研究对于理解沪港通政策对职业经理人战略眼光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证经验,为后续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推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企业环保投资对提升城市空气质量的效应研究——兼论企业环保投资的“双赢”效果

基于2014—2021年披露环保数据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匹配城市层面空气质量指数,考察企业环保投资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考虑平均气温、平均风速、降水量等气候因素后,企业环保投资能够释放“环境红利”,有效治污减霾降碳,显著提升城市空气优良率。企业环保投资的空气质量提升效果主要通过源头污染预防而非末端污染治理效应实现。对于国有企业、具有环保背景董事占比更高的企业、制造业和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的地区,企业环保投资的空气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环保投资能够实现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的互赢共生,达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研究结论可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有效提高城市空气质量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环保约谈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解读

环保约谈是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后续督导手段,是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失效而采取的问责机制。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以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时间差异、行业差异、地区差异和企业属性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短期和长期环境绩效的异质性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中央政府的环保约谈对企业短期环境绩效和长期环境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环保约谈能有效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但对清洁能源企业没有影响;环保约谈能有效改善东中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但对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没有显著影响,环保约谈改善了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对非国有企业无效;第三,在短期内,环保约谈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来实现短期环境绩效的提升,在长期内,环保约谈则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环境绩效。本文从时间、行业、地区和企业属性角度深入解读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可以为环保约谈制度的改进及环境执法监督体制的完善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