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视角下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借助上市公司年报构建度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指标，并基于价值链视角实证研究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整体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环节的智能化发展也带来了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创新是人工智能应用促进全要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智能化相比，市场营销的智能化发展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从创新、资金、人才、治理等方面完善推动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研究目标：考察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OP方法测度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采用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国有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中小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效果不明显。研究创新：将空间集聚外溢效应的衰减指数纳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指标设定之中,考察了不同城市规模和产业层级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价值：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SG表现、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我国医药行业的证据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医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ESG理念的兴起为医药企业赋能提供了新的机遇。以2010～2020年我国220家A股上市医药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非呈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表现为使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拐点右移，且高水平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环境责任维度E，二者在社会责任维度S和公司治理维度G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二者在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医药企业中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敏感性更强。本研究扩展了企业ESG表现的经济后果及其中的作用机理，为如何提高医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优化配置医药创新资源、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多元化经营、连锁股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非理性的多元化扩张行为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连锁股东所施加的调节效应及三者间关系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体现为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与信息效应，从而缓解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越发显著，连锁股东的监督效应和信息效应也更为凸显。此外，当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明显影响；反之，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及连锁股东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为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重新审视多元化经营折损理论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也为全面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主体,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审计收费越低;机制检验发现,审计投入、代理成本及要素配置效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审计收费的负向关系在国企、融资约束低及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一个从成本角度出发的理论指导,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证券市场主导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理论推演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数据检验,研究发现：机构持股者对被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进一步研究发现,稳定型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影响财务冗余与内部控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最低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调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争议。将2012—2019年全国405个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从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效应两个视角探讨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调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表现为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挤出效应更强,中部地区的挤出效应强于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通过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来改变生产效率。研究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检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除了按其政策本意推动“三农”发展外,能否“一石二鸟”地对贫困地区的工业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研究方法：本文以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依据国家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考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国家扶贫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增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促进创新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以上三条路径中更受青睐;（3）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行能吸引全社会资本集聚,退出却会引发民间资本撤资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倒退迹象,其中年轻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表现尤甚。研究创新：将聚焦“三农”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与工业部门相结合,并着重探讨贫困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政策影响情况。研究价值：为深刻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脱贫效用提供新思路。     

经济周期与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顺势而为”还是“逆流而上”？

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下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同群效应现象。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决策存在行业层面的同群效应；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下，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呈逆经济周期变化，即相比经济上行时期，当经济处于下行时期，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更加显著。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替换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结论。进一步地，基于双元创新模式和行业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进行探索式创新及处于高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其创新投入同群效应及其逆经济周期变化更加显著。从经济后果上看，创新投入决策的同群效应及其逆经济周期性变化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加成定价与规模报酬效应

研究目标：考察经典方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时是否因加成定价或规模报酬效应而出现估计偏差。研究方法：基于放松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增长核算框架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并在分别估计加成定价率和规模报酬率基础上对古典索洛余值进行分解。研究发现：加成定价效应是造成古典索洛余值与全要素生产率偏差的重要原因;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研究创新：基于扩展后的增长核算框架估计了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古典索洛余值是否存在估计偏差以及偏差的主要来源。研究价值：分离新古典索洛余值中的加成定价和规模效应,可以有效降低经验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偏差。     

深化绿色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激励企业深化绿色治理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测度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绿色治理对企业效率的估计模型。研究发现,绿色治理显著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且表现出长期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促进效应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深化绿色治理主要通过治理效应、创新效应以及融资效应三种渠道提升生产效率。上述研究从效率变革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的作用机理,为相关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启示。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一直是经济增长领域的重要课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其乐观偏差行为可能会通过高估企业收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行为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亦可能通过压力效应提升管理层的职业忧虑进而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基础上，分析师乐观偏差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说明分析师乐观偏差对管理层产生业绩压力的作用较大。本文为理解分析师乐观偏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推进市场监管规范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制造业产融结合、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9—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产融结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产融结合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产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产融结合增强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程度,由此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这表明产融结合通过资本配置效率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产融结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基于“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在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城市为实体经济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量”上缓解样本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质”上提高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智慧城市建设对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基于此，中国应从加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相关配套政策三个方面提升智慧城市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企业发展质量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准自然实验，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增加企业实质性减排行为、促进企业创新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强和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影响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