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超额控制权与家族企业价值

风险投资积极入股家族企业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普遍现象。文章以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的837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19年家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家族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并探讨超额控制权在上述关系中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上市时得到风险投资支持可以削弱家族企业超额控制权,并且提升家族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超额控制权在风险投资影响家族企业价值的过程中产生中介效应。文章基于家族企业独特的治理模式和理论基础,深入探讨风险投资在新兴市场和细分领域中的治理功能和增值效应,为推动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文献参考。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超额商誉是否影响审计意见？

近年来,商誉对经营业绩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审计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2）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营风险与审计投入是作用路径;（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制度环境好、分析师关注度高等样本中,超额商誉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超额商誉?

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超额商誉.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抑制超额商誉.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超额商誉的重要路径.异质性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超额商誉的抑制效应在重资产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市场...     

连锁股东会影响超额商誉吗

基于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理论,连锁股东具有治理协同与竞争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企业超额商誉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超额商誉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抑制企业超额商誉,发挥治理协同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机构型连锁股东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非机构型连锁股东在抑制企业超额商誉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在管理层持股、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连锁股东对企业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为全面正确地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机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产品市场竞争能抑制超额商誉吗？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具有抑制超额商誉的效应,并能够降低后续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提高股票流动性抑制了超额商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内外部环境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具有异质影响,在内控质量、独立董事比例高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低时,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具有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价值的效应。     

超额收益的商誉影响因素以及商誉弹性——基于上市公司的行业比较分析

本文创造性的尝试根据弹性的概念,选择除金融保险之外的10个行业,分别对行业平均超额收益变动率与行业商誉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个行业所有商誉因素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超额收益的创造和实现影响最大,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商誉评估“超额收益论”和“差值论”的关系解析

关于商誉的价值和评价有各种学说,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超额收益论、差值论和潜在无形资产论三种。这些学说之间有一定联系,本文就商誉的价值和评价基础探讨这三种学说之间的内在关系。     

商誉、剩余收益与Ohlson模型

本文首先分析了各种商誉本质理论,认为以“投资者视角”下的“超额盈利观”来界定商誉最具有实证分析意义。进而引入著名的Ohlson剩余收益模型,理论分析了商誉和当期剩余收益之间的联系,绕开传统的多期贴现求和方式,建立了一个基于当期信息的商誉分析框架。最后基于此框架,以A股数据来对现行披露商誉的“杂质”问题和价值相关性问题做了经验研究,发现现行披露商誉具有正的价值相关性,但是也存在着不属于“超额盈利能力”的“杂质”。     

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研发投入机制的影响研究 ——以制造业家族企业为例

文章以2009～2015年制造业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委派董事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降低了中小股东对其的制衡水平,阻碍了技术的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以及审计质量低的企业中,其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文章对公司治理及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发展,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监管及创新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审计资源错配、商誉泡沫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时间范围为2012-2019年,检验审计资源错配、商誉泡沫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三者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审计资源错配会显著加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审计资源错配会加剧企业的商誉泡沫;商誉泡沫在审计资源错配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的商誉会计新论

笔者认为,用理论上的公式评估商誉的价值是不可行的,对商誉价值的评估还得用传统的收益法和割差法.商誉的核算方法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一是自创商誉要入账,二是外购商誉不能摊销.这样核算能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浅谈家族企业管理创新

我国家族企业集中于私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仍面临严峻的形势和难得的机遇,家族企业应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以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制约我国家族企业发展因素的分析,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创新管理思路,提出解决家族企业管理的新举措,希望对实践有一定帮助。     

基于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的商誉会计新论

笔者认为,用理论上的公式评估商誉的价值是不可行的,对商誉价值的评估还得用传统的收益法和割差法。商誉的核算方法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一是自创商誉要入账,二是外购商誉不能摊销。这样核算能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家族企业发展中的关系拓展研究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网络关系的支持。家族企业是靠以家族信任为基础的强关系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但强关系也会制约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家族企业的发展,就是从内外强关系到弱关系、从家族信任到社会信任的拓展过程。     

信任扩展与家族企业创新发展

关系主义、家族信任是华人家族企业的基本逻辑。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看，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模式和家族主义价值观则是家族信任的基础。家族信任在中国民营企业创业发展的初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仅有家族信任是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的。家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将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     

商誉会计研究与探讨

长期以来各国对商誉会计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特别是“商誉”与“外购商誉”的混淆表述，使人们对商誉的认识及相应的会计处理产生误区。本文从超额盈利能力角度出发，对商誉会计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认为商誉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特殊优异的无形资源，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比较优势；外购商誉只有满足获取超额盈利能力才能加以确认；超额收益折现法是计量商誉价值的较好选择；同时提出采用定期价值重估与减值测试相结合对商誉进行后续会计处理。